不久前，首届里根经济论坛上，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指出，美国若不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将遭受中国机器人浪潮的冲击。他提到，自20世纪中叶起，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减少。因此，安德森倡议打造“外星无畏舰”工厂，旨在实现再工业化，并助力未来经济增长。
马克·安德森，一位杰出的美国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及软件工程师，被公认为互联网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凭借对技术潮流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在科技投资界树立了思想领袖的地位。他热切推动以软件为核心的创新发展，并提出了“软件正逐渐主宰全球”（The software is gradually dominating the world）这一知名观点，着重指出技术对众多行业的深刻影响。
他在里根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充分展现了这些独特的风格特征，心智观察所已对发言内容进行了整理，现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马克·安德森：各位朋友，欢迎莅临我们首届里根经济论坛。能与各位同聚一堂，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我们常探讨里根总统的经济基石与方针，诸如放宽管制、减税、削减开支等，这些措施至今仍具重大意义。然而，今日，我希望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美国如何应对眼前的战略转折点，以及人工智能（AI）与再工业化将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我近期深入探究了美国的经济历史，特别是关注了19世纪的“美国模式”。这一模式最初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期间所倡导。那时，美国刚刚结束了独立战争，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导。与此同时，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占据了经济、技术以及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汉密尔顿与托马斯·杰斐逊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杰斐逊渴望美国维持农业和贵族式的乡村经济形态，而汉密尔顿则力主构建一个工业化、城市化、金融化的强大国家。结果，汉密尔顿的思想占据了上风，为美国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促使美国在19世纪逐步迈向工业强国的地位。
19世纪末，特别是在威廉·麦金莱总统的领导下（任期1897至1901年），美国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在这一时期，即1870年至1930年，几乎所有构成现代世界基础设施的元素均应运而生：飞机、现代化的制造工艺、大规模生产的玻璃制品、空调、电视、广播、汽车……环顾四周，几乎每一项实体基础设施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麦金莱的领导力使得美国成功跻身全球工业领域的超级强国，这一成就为我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关键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二战期间，美国被誉为“民主兵工厂”。
美国体系的核心在于推崇保护主义理念。这一理念的出发点并非仅仅依赖某一特定技术或企业，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的工业生态系统——其中不仅包括三大知名汽车制造商，还涵盖了数千家零部件供应商。同样，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也采取了类似的保护主义措施，直至后来转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此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麦金莱沿袭了这一做法，最初实施高额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然而，随着美国工业的日益强盛以及对外出口需求的不断上升，他开始提倡“互惠贸易”理念。他借助美国的高关税政策，迫使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壁垒，进而拓宽全球市场。此模式后来被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所效仿。如今，中国也在执行类似的“美国模式”。
这引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疑问：我们是否期望美国持续保持其工业领域的超级地位？在19世纪，这一目标十分清晰，然而，如今我们的立场却显得模糊不清。当前的政策讨论，诸如关税、贸易以及工业激励措施，与麦金莱时代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然而，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否应当通过保护主义或其他手段来重塑工业的竞争优势。
观察美国经济的历史脉络，我们发现，在1870年至1920年期间，美国经济以工业化为核心动力，其增长速度达到了当今的三倍之高，即便当时的人口规模较小，技术手段也相对有限。这一时期，移民涌入和关税壁垒较高。而自1920年至197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大约是现在的两倍，这一阶段见证了太空竞赛的展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产业的崛起。自1971年起，即我诞生的那一年，美国经济增速明显减缓，步入了低增长时期。这一现象不仅可以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中看出，同样也能从生产率提升——即技术革新的速度——的减慢中观察到。
1920年，著名的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
这种缓慢的增长与我们主动选择去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我们通过一系列既定政策，限制了大量工业行为，并逐步向服务经济和金融化转型。硅谷、奥斯汀等地作为知识经济的重要中心，正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技术输出的关键节点，而AI革命在美国亦正蓬勃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并未惠及所有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去工业化进程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种低增长态势又引发了零和思维——人们普遍感到机遇愈发稀少，资源只能通过竞争来获取。这种现象正是导致左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经济结构的变革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我诞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乡村，那片土地曾以农业和轻工业为生。随后，我迁至加利福尼亚，深切体会到了沿海地区精英阶层对内陆乡村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在威斯康星州的日子里，我曾以为那些沿海的所谓“智者”必定远胜于我们；然而，当我来到加州，我惊觉他们不仅对我们抱有厌恶之情，甚至对我们嗤之以鼻。这种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在文化和社会认同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已成为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的城市正出现功能紊乱的现象。以纽约为例，有候选人将“市属杂货店”作为竞选的核心主张，这实际上是在重新构建21世纪的“面包线”。而在西雅图，情况更是令人难以置信：居住在微软和亚马逊高管所在选区的市民，竟然选出了一位主张将这两家公司国有化的市议员。在旧金山湾区，我所在的地区已成为功能失调和崩溃的“震中”，这里充斥着无数治理失败的案例。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吉约伊在其著作《精英的黄昏》中深入剖析了这一现象：在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浪潮中，农业或制造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全国性分布，因为自然资源、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的支撑至关重要。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中心逐渐转移至城市，例如硅谷等地，吸引了众多软件开发者，导致房价不断攀升——一栋房子的价格甚至高达3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