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亲属来说,郭富的自杀来得非常突然。
哥哥郭伟(化名)透露,今年3月29日,弟弟郭富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乘坐出租车前往浦东新区,支付车费时,不慎将原本约定的100元误付为1010元。他试图向司机索回多余的钱款,并报警求助,但均无果。随后,郭富于4月3日晚与家人失去联系,4月6日凌晨在苏州穹窿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期间,郭伟分别在沪苏两地报警,寻找弟弟的下落。最终,在4月9日晚,弟弟的遗体被找到。
4月18日,郭伟通过律师对司机提起诉讼,诉求对方公开道歉并退还多余的车费。到了7月16日,案件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高桥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但司机并未出席。在庭审过程中,李律师作为代理人向郭伟透露,法官提出了补充证据的要求。目前,此案正处于等待下一次开庭审理的阶段。
7月29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司机王铭(化名),并在31日于他所在的四川江油老家与他见面。在两次的交谈过程中,他均对网络上关于他未归还款项的指责予以否认。他解释称,实际的车费并非郭家亲属所说的100元,而是110元。在他收到的1010元转账中,其中900元是郭富在下车前与他以现金形式交换的。除此之外,他在向法院提交的“案沪通”留言中,还有在与法院工作人员的通话里,都提到了“套现”这一词汇。
郭伟对王铭的说法持不同意见,坚信这是“绝无可能”的,否则他的弟弟为何会留下遗言、报警,甚至最终走上绝路,“如今他只觉得人已离世,无法再提供证据。”从3月29日郭富抵达上海,到4月3日他失去联系,期间郭伟与堂哥一同居住在上海,而堂哥也曾经陪同他因车费问题前往派出所报案。到了7月31日,堂哥在微信上向郭伟透露:“他(郭富)身上连一块钱现金都没有。”
郭家亲属透露,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他们多次尝试联系司机王铭,但电话仅成功接通过一两次。每当谈及多付钱的问题,对方便迅速挂断,之后电话总是显示“正在通话中”。时至今日,郭家亲属与王铭司机尚未有过面谈。面对郭家提出的道歉请求,王铭回应道:“那是不可能的,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我有什么理由去道歉?”
司机回应
王铭已返回四川的故乡居住了整整三个月。现年51岁的他,在此之前曾在江油当地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长达八年之久。
2024年7月初,他租赁了上海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荣威i6EV电动汽车,投身于上海的网约车行业,但不到十个月。他坦言,自己离开上海并非因为郭富的事情,真正的原因是今年4月10日发生的追尾事故,随后在4月24日与租车公司就押金问题产生了纠纷。8月1日,该租车企业的负责人透露,关于郭富家属与驾驶员之间的争议事件,他们已经与相关部门进行了协作,目前不宜进行过多讨论。
3月29日夜晚,郭富在向王铭转账1010元时,留下了一条信息:“您好,我这边多付了,能否退还给我?”郭富的家属表示,司机并未对此请求作出回应。王铭回忆称,他当时并未注意到郭富的留言,而在上周看到相关新闻报道后,他亦不知如何找回那条信息。
7月31日那天,我与王铭会面,但他的手机“微信收款助手”聊天界面并未显示出2024年8月5日至本年6月23日期间的任何记录,亦无其他途径可查看到相关留言。在征得王铭的同意后,我们进行了一次转账测试。我们通过非好友的微信账号向他的收款码转账了0.1元,并附上了留言。随后,他的“微信收款助手”显示了一条提示信息:“您已收到一条顾客留言”。点击进入该“留言”的详细页面,最终成功查找到了郭富于3月29日20时33分所留下的历史记录。
郭富微信上的转账图
王铭手机上的付款方留言记录
在与王铭的两次交谈过程中,他一直坚持认为,郭富并非是支付失误,而是所谓的“套现”行为——事先私下约定了110元的打车费用,在车辆停靠后,他向对方支付了900元现金,这样一来,总共的转账金额达到了1010元。
他回忆了接送郭富那天的行程及细节:
王铭所提供的网约车行程记录表明,在3月29日这个时间点,即15点09分,他首先承接了一笔起始于上海虹桥火车站的订单。到达“网约车P9地面1层乘客上车点”后,他尝试联系乘客,然而对方位于另一出口,无法前来,因此订单被取消。据他估计,从接单到乘客取消订单,大约过去了半小时。无奈之下,他在乘客上车点附近等待新的订单,但并未等到,于是他选择下车寻找乘客,询问是否有人需要乘车。
接着,他遇到了准备乘坐车辆的郭富。王铭提到,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箱询问前往浦东的费用,他回应说,按照价目表上的价格来定(一般需130至150元),对方试图砍价至100元,但他并未同意。最终,对方提出以110元成交。王铭心想,既然可以顺路接下前往浦东的机场大单,便答应了下来。
他讲述道,抵达目的地后,郭富在下车前询问他是否携带现金,随后他又询问对方用途,“郭富表示已经快到五点了,手机电量也将耗尽,很快就需要用到钱,而且还需要寻找他人。我询问需要多少,他则回答只需要一千八百元。”王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最终给了郭富900元。

王铭回想起,当时郭富坐在车辆后排右侧,他的性格较为内向。在车内,两人之间偶尔会有交谈,但并不多。至于王铭所说的车内换钱的事情,郭富表示没有录音作为证据。在下车揽客之前,他已经将平台上的接单功能关闭了。
他的阐述是这样的:“只有在需要搭载乘客、订单响起之时,网约车才会启动行车记录仪,而在没有乘客搭乘的日常,它则保持沉默。”至于他是否曾与他人提及与乘客进行金钱交换的事情,他已记不清楚。
死亡之后
郭家亲属不认可王铭的上述说法。
7月30日,郭伟对王铭所说的“换现金”一事作出回应,称其弟弟并无使用现金的习惯。在事发现场,除了衣物和两部手机,并未发现现金。此外,他还查看了弟弟微信上最后几天的消费记录,其中包括从上海到苏州的网约车费用300多元、苏州宾馆每晚的住宿费几十元、农药12元、购买水果的费用、前往山上的网约车费用十几元,以及最后的余额200多元。
截至目前,郭富的家属们仍旧坚信,郭富选择结束生命与3月29日那笔误付的900元车费有着密切关联。
郭富的堂兄是第一个察觉到他失踪的人,郭富比堂兄年轻三岁,曾一同外出打工,足迹遍布太原、长沙、深圳等地。郭伟回忆,4月3日晚上8点左右,他接到堂弟(即郭富的堂兄)的电话,对方焦急地说弟弟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甚至提到弟弟有轻生的念头,之前还曾说过“我必须去死”的话。随后,郭伟从堂弟那里了解到弟弟多付钱的事情。他复述道,堂弟曾对郭富说:咱们先去工作,把这笔钱赚回来就好,你不必过于忧虑。
7月31日,堂哥回复哥哥郭伟的微信
弟弟失踪的那天晚上,郭伟在异地报了警,并且请求了追踪服务。第二天一早九点多,郭伟乘坐高铁从河南赶往上海,再次进行了报警。对方告诉他,“天眼”监控系统无法捕捉到他的位置。到了4月5日早上,他又一次前往派出所寻求定位帮助,对方回应称没有权限,建议他前往小区物业查看监控录像。从上午十点开始,郭伟一直查找到了晚上八点多,这才发现了弟弟的身影。
监控录像显示,4月3日11点37分,郭富出现在一楼的电梯口。随后,警方通过查看路面监控,发现他离开小区后乘坐了一辆网约车。联系司机后,得知郭富当时前往了苏州穹窿山周边地区。郭伟立刻赶往苏州,并在6日凌晨3点左右到达穹窿山,随即报警,并展开监控调查和定位追踪。在当地的警方协助下,郭伟历经三天的不懈搜寻,终于在9日夜晚11时左右,等来了弟弟不幸离世的消息。警方告知他,郭富身边发现了一个装有“敌敌畏”的瓶子。
尸检结果显示,郭富于4月6日凌晨2时到6时期间服用了农药。当夜4时11分,他曾向同学发送语音,透露自己已饮下敌敌畏。据此,家属们推断,他可能是在凌晨3时左右服用的,而这恰好是郭伟从上海抵达苏州的时刻。
4月10日午后,郭富的亲属,包括他的哥哥、姐姐以及母亲,一同前往苏州的殡仪馆,参加了规模较小的告别仪式。仪式结束后,郭富的遗体被进行了火化处理。当夜,他们手捧骨灰盒,乘坐高铁返回家中。翌日清晨,郭富被安葬。
2025年7月26日,郭富的坟墓
未结束的争议
截至目前,郭家的成员与司机王铭尚未有过会面。据王铭所述,他大约在7月24日这一时间段内,通过新闻报道得知了对方不幸离世的消息。他还提到,自己曾经接到过一通关于车费的询问电话,在对方言语中带有侮辱时,他立刻便挂断了电话。
郭伟回忆称,在五月时他曾致电王铭,提及了弟弟不幸离世的事情。“我提到我弟弟在你这里多支付了费用,你并未退还,结果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王铭则回应称自己并不认识,随后便挂断了电话”。面对这一情况,王铭表示自己对此没有印象,也不记得电话中对方提到自杀:“不过我要告诉你,即便他当时说‘人已经去世’,我当时的想法也是不相信的。”
郭富姑姑透露,她曾经尝试联系过王铭,“我本想告知他多支付的那部分款项,话还没讲完,电话就挂断了。”自那之后,她便无法再次拨通,同样,其他家属也无法联系上这位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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