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随着海路交通的发达，中外之间的交往发生了显著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众多涉及外交事务的政务和学术研究兴盛，同时涌现出大量种类繁多、性质不一的与“交涉”相关的文献资料。经过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外关系文献的整理与运用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今，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继续开拓新的研究路径，不仅能够追溯前人的足迹，而且有望超越前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牵头，由戴海斌与张晓川共同担任主编的《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自五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一辑的十种文献（2020年）之后，近期又推出了第二辑的十种文献（2024年）。在《丛刊》的编纂过程中，众多活跃在学术研究前沿的国内外青年学者参与了资料的整理工作。他们普遍认为，在编纂过程中，应秉持着每整理一本就深入研究的理念，将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相融合。每份资料都附有明确问题意识和严谨论述的研究性导言，这一特色也是本项文献工作的显著特点。本次精选了几种文献，整理者亲自分享心得体会，针对不同类型文献的独特特点及其历史资料价值，进行了详细介绍和阐释。本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四篇。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1889年10月11日，《申报》上发布了袁保龄逝世的消息，同时报道了其灵柩从天津出发，运回陈州的详情。
直隶候补道总理海防营务处的袁子久因疾病不幸离世。按照原定计划，本月初四日将举行仪式，将灵柩送回其家乡。整个丧仪并不张扬。除了常规的仪式活动，还有诸如计衔牌数对、奉旨入城、奉旨照军营立功后赐恤等字样的仪式。灵船停靠在茶店口火神庙前，并有两艘炮船进行护航。
袁保龄的丧事并不张扬，他的灵柩在两艘北洋炮船的护送下，通过海路返回了陈州。这或许是对他生前所建树功勋的一种慰藉。紧接着的40多天里，到了11月28日，袁世凯从朝鲜寄回了家书，信中提到：“四叔大人的灵柩已经到达陈州，大事已接近尾声，我的心中忧虑也稍微减轻了一些。”袁保龄的灵柩已安放到陈州袁氏墓园，与兄长袁保恒的墓碑相邻，紧邻其父袁甲三的安息之地。此时在朝鲜的袁世凯正值事业初露锋芒，声名鹊起，他在两封家书中用“心情极度紊乱”“重大事件”等字眼，表达了对四叔袁保龄逝世的深切哀悼，袁保龄在他心中的地位无人能及。
1911年7月11日《申报》登载了以下消息：
五月初三日（中略），朝廷再次颁布圣旨。都察院代为上奏，河南京官吏部右丞孙绍阳等人呈报，已故道员袁保龄功勋卓著，深受民众爱戴，特此恳请朝廷将其事迹记载于史馆，并为其立传。袁保龄的生平事迹将被收录在史馆，并附在袁甲三的传记之后。朝廷的旨意如此。
李鸿章在光绪年间成功为袁保龄争取到了恤典，但孙绍阳在宣统年间所提出的将袁保龄的事迹“宣付史馆，附列袁甲三传后”的请求并未如愿，直至民国时期，编纂《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众多人物传记时，袁保龄的传记并未被收录。因此，袁保龄的名字逐渐在近代史的浩瀚海洋中消失。
袁保龄作品，由孙海鹏负责整理，《袁保龄公牍》分上下两册，出版于202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袁保龄其人其事
袁保龄，别字子久，又字陆龛，原籍河南项城。他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降生。其父袁甲三，字午桥，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考取进士。袁甲三曾任漕运总督，不幸因病在陈州去世，被追赠谥号端敏。袁保龄的兄长袁保恒，字小午，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成为进士。光绪二年（1876年），袁保恒被调任刑部侍郎。翌年，河南遭遇严重旱灾，袁保恒受命协助处理赈灾事宜，不幸因感染时疫在赈灾地点突然去世，被追赠谥号文成。袁保庆，字笃臣，族中兄长，生于1825年，逝世于1873年。咸丰八年（1858年），他考取了举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在任职之地不幸去世。
袁保龄（1841-1889）
1881年，即光绪七年，六月，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因袁保龄“精通军事，广博经济，才思敏捷”而将其调任，负责处理北洋海防营务的各项事务。到了1882年，即光绪八年，十一月，袁保龄被委以重任，前往旅顺口监督海防工程，同时兼任水陆两军的防务工作。
光绪九年（1883年），在宋庆、丁汝昌、周馥、刘含芳及汉纳根等人的共同勘察和精心策划下，工程依次展开。于是，旅顺口开始了开山辟海、筑台布炮的浩大工程，耗费巨大，艰难困苦。中法战争爆发时，他们又迅速构筑炮台，并从天津铺设电报线至旅顺，与水陆各军协同备战。1884年，即光绪十年，当朝鲜国遭遇了“甲申政变”的动荡，袁保龄在旅顺口敏锐地分析了形势，并积极策划应对之策。随后，李鸿章上奏朝廷，派遣袁保龄的侄子袁世凯前往朝鲜，负责处理交涉和通商等事务。1885年，光绪年间，旅顺口海防工程陆续完工，包括军械库、陆军药库、水师药库、子弹库、煤库、粮库以及官兵住所等库房建筑，电报局、鱼雷营、水雷营、水陆弁兵医院等机构设施，以及旅顺口要塞中的黄金山、崂嵂嘴、威远、蛮子营、母猪礁、馒头山等炮台建筑也相继落成，海防工程至此初具规模。当年八月，庆军调防至金州大连湾以及旅顺口一带，从此之后，旅顺口地区的陆军驻防力量包括毅军四营、庆军六营以及护军两营等。
1886年，即光绪十二年三月，善威洋员与我在船坞施工材料、设备采购、工程进展等方面产生分歧。同年十月，我被委派与法国商人德威尼就旅顺口船坞第二期工程进行洽谈。月底，我与周馥在天津北洋行辕就法国商承包建造旅顺口船坞二期工程一事签署了协议，不幸突发中风，导致左侧身体瘫痪。到了光绪十五年二月，张佩纶前来拜访。七月，我在天津的住所病逝。十月末，李鸿章将遗体送回陈州安葬。他上奏朝廷，请求按照军营中因劳累病故的将士例，给予特别的抚恤。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特赐祭奠，并安排了葬礼，同时赠予他内阁学士的荣誉。
袁保龄离世后，他的生平事迹已转化为文献中的一串串文字。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袁保龄的第六子袁世传决意编纂《项城袁氏家集》，从此将袁甲三、袁保恒、袁保庆、袁保龄等人的若干文献汇编成册。他聘请了丁振铎、陈善同这两位进士负责总纂工作，并邀请了同样身为进士的顾祖彭等人负责校对事宜。袁世传特意邀请丁振铎等人编纂《项城袁氏家集》，经过八年的努力，这部巨著终于完成，共有56册之多。在《项城袁氏家集》中，袁保龄的《阁学公集》是卷帙最为丰富的部分，其中收录了大量与旅顺口海防建设相关的文献。然而，当这部著作问世之际，袁保龄已经去世二十余年。
袁保龄的《阁学公集》共有二十卷，其中卷首一卷，公牍十卷，书札四卷，书札录遗一卷，文稿拾遗一卷，诗稿拾遗一卷，以及雪鸿吟社诗钟二卷。
袁保龄《阁学公集》书影
十卷公牍自光绪八年九月十九日起，直至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共收录了231篇公文。其中，仅有少数几篇系向张树声禀报，而大部分则是向李鸿章请示并汇报旅顺口澳坞工程的进展状况，以及北洋水陆两军的防务相关事宜。公牍内容涵盖了旅顺口港口一系列工程项目的预算编制、合同签署、施工过程、验收标准以及后期维护工作，同时还包括了从国外引进新型机器和武器的配置与运用，洋员与中方施工人员的协调沟通，以及北洋船舶和施工物资的调度与分配等事宜。
袁保龄的十卷公牍集中反映了他在旅顺口海防营务处工程局担任总办期间的事迹。通过对比公牍、书札以及《袁氏家书》中的相关篇章，我们可以详尽地了解当时旅顺口营建的过程和袁保龄的个人思想。此外，围绕旅顺口海防工程这一核心，袁保龄与李鸿章、张树声等上司，以及李鸿藻、张佩纶、章洪钧、张之洞等师友，还有周馥、刘含芳、丁汝昌、汉纳根、瑞乃尔、善威等人，就海防建设进行了广泛的协作与交流。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从光绪八年（1882）至十三年（1887）年间，涵盖北京、天津、山海关、营口、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烟台，乃至朝鲜马山、平壤等地的复杂网络图。袁保龄在旅顺口海防营务处工作期间，正值朝鲜发生壬午、甲申两次事变，同时与中法战争交织在一起。以袁保龄为中心的旅顺口海防营务处，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在《阁学公集》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1984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发行了王家俭的著作《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其中包含了《旅顺建港始末（1880-1890）》这篇文章。到了2008年，该文被纳入《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一书中，作为第六章《军港与基地的建设》的第一节内容，由三联书店负责出版。这两篇文章在内容上都有所调整。王家俭在其文章中对旅顺口港口的建设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依托《阁学公集》中的官方文件和书信往来等资料，首次对袁保龄及其团队在旅顺口海防工程中的努力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对其历史功绩给予了公正合理的评价。199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姜鸣撰写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一书，自问世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作者对其进行了多次补充与修订。在诸多论述中，多次提及袁保龄的事迹，与王家俭的观点有所差异的是，姜鸣将袁保龄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近代历史背景中，特别是在探讨“二李一张”这一特定时期，即袁保龄在李鸿藻、李鸿章以及张佩纶三人之间所扮演的特别角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由此，袁保龄的形象再次引起了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
袁保龄的公文自问世已逾百年，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整理出版物。虽有学者偶尔引用，但引用范围多局限于特定时间段或地域。总体而言，袁保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顺口海防建设时期，尤其是1882年至1887年间的船坞工程。这恰似仅凭一孔之见窥视全豹，旅顺口海防工程团队在北洋水师早期建设中的主要领导者身份，以及作为北洋水师早期防御体系构建的关键参与者，从这两个维度来看，对袁保龄的个人经历及其成就的研究显然是有所遗漏的。
二、袁保龄与旅顺口海防建设
1882年11月11日，袁保龄自烟台发出《暂借小轮应用并请饬坞赶造禀》一函。
九月二十八日，我辞去了职务，聆听了您的教诲之后，于次日即二十九日，我带领在任的官员和随员纳根等人，一同乘坐了丰顺轮船。三十日拂晓，我们便启程出发。在您的庇佑下，海面平静，我们顺利抵达了烟台。目前，我们已经换乘了超勇快船，并计划在初二日的拂晓时分继续启程前往旅地，关于此次旅行的所有情况，我将等到抵达旅地后再向您汇报。
袁保龄即将步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时代——“当年冬日，他前往奉天旅顺口负责海防工程，同时管理水陆军防务”——全面接管旅顺口的海防建设。在给家人的信中，袁保龄自豪地描绘了自己此时宏伟蓝图初露端倪的喜悦，“初三的早晨九点抵达旅顺，船只停靠在港口内。一路上微风不兴，海面平静如镜。这是我第一次航海，心怀感激，多少有些自我安慰。”轮船若未遭遇风浪，航行于广阔的海洋之上，奋力转动轮桨，劈波斩浪，宛如人生中的一次壮丽旅行。并且，已有计划在两天后启航，环绕小平岛、搭连湾、威海卫等地港口，全面观察地形。在此之前，袁保龄曾受李鸿章之命，负责沿海地区的考察，全面分析形势，他评价旅顺口地理位置优越，横跨金州半岛，伸入大海，水深不结冰，四周山峦环绕，形成天然的屏障。港口入口宽五十多丈，内部有两个港湾。四周群山环抱，地势得天独厚，确实是海军的重要基地。在此地开辟浅滩，拓宽航道，建造船坞，构筑炮台，大规模建设仓库。在大连湾设立外围防御，在南关岭构筑坚固壁垒，与威海各岛相互呼应，远距离提供支援。远至朝鲜，近至辽沈，实为掌握东亚海上霸权的要地，不仅限于北洋要塞”。袁保龄对李鸿章在旅顺口建立海防基地的策略表示支持，他充分重视旅顺口的地形地貌条件。同时，袁保龄深刻理解水陆联防的重要性，不仅着眼于法侵朝变这一时局，也不局限于旅顺口和威海卫这两个北洋海防要塞。他的视野超越了局部，延伸至整个东亚地区。尽管袁保龄对“海权”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晰，但这种认识仍属难得，不能称之为远见卓识，但他的远见还是存在的。所以袁保龄在初到旅顺口不久写给李鸿藻的书札中说：
在九月的尾声投掷保龄球，航行至烟台，十月初抵达旅顺。这里的地形，背靠群山，面临大海，既可抵御进攻，又可坚守阵地。若能加以经营并使之稳固，那么北洋水师便有了安身之所，与登州周边岛屿形成相互支援的态势，既可巩固天津的防御，又能保卫京畿，岂止是辽沈地区的屏障。统筹规划各项工程，包括修建堤坝、疏浚港湾、建造船坞、大小炮台以及疏通海口，建立仓库储存器械，布置水雷，在大连湾建立外围防御，在南关岭构筑坚固堡垒，所需资金预计达到三百万两，每年筹集五十万两，如此持续六七年，或许能见到一些成效。
袁保龄在其致多友的书信中屡次提及类似观点，从中不难窥见他的壮志豪情。其要旨在于，在兴办旅顺口海防工程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水陆联合防御的重要性。他将当时尚属荒凉、人迹罕至的旅顺口视为一座新兴城市，并开始大量投入资金、人力和物力。他聘请外籍顾问，进行海陆开发，购置火炮，训练军队，并着手规划城市建设。这可视为袁保龄对旅顺口地区涵盖海防设施、民生设施等各方面的整体建设蓝图。在此后的五年间，袁保龄始终遵循这一规划，在中外官员以及毅军、庆军、护军等驻军的支持与协作下，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防工程建设项目。
旅顺口老虎尾半岛西人字墙防御工程
袁保龄于光绪八年十月初三日（1882年11月13日）拂晓抵达旅顺口，直至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86年10月19日）在天津节署突发疾病，随即在天津休养，总计历时五年。在这段岁月里，旅顺建港的众多重要工程，均在他的主持下逐一落成。工作繁忙，无论是人事、经费还是工程技术领域，都曾面临诸多挑战，但最终凭借其满腔热忱、坚定信念和非凡魄力，一一战胜了这些困难。王家俭对袁保龄在旅顺口营务处工程局任职期间的表现给予了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
袁保龄接手旅顺口海防工程后，这一项目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光绪八年（1882年）的初冬，当时正在兴工建设的船坞辅助设施，包括拦海大坝、石备坝等工程，由于中法战争的爆发而被迫暂时中止。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一年（1885）的第二阶段，鉴于防御法舰北上的需求，我国开始集中精力，陆续完成了黄金山、崂嵂嘴、老虎尾等炮台的建造，以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等项目的竣工。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初起，直至同年十月袁保龄病发，这一时期主要专注于船坞的建设。起初，袁保龄负责指挥施工，善威提供协助。然而，由于施工材料和技术等因素，袁保龄与善威之间出现了分歧，导致施工进展受阻。进入后期，袁保龄开始与法国商人德威尼进行谈判，意图将工程承包给法商。因此，船坞工程并未实现实质性的进展。
旅顺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战略价值显著，然而气候条件却十分严酷，人口数量稀少，资源普遍匮乏。食物、药品、建筑材料以及施工人力都极度短缺，这些情况对刚抵达旅顺口的袁保龄来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在给吴重熹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写道：
我未曾学习过土木和会计，若要驾驭铁舰、构筑炮台，又几乎全要借鉴西方的技术，这些工程与我所熟悉的大相径庭，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借鉴的路径，真不知道未来将如何迷失方向。日夜忧虑，如同站在深渊边缘，您对我情深似海，究竟该如何指导我呢？
袁保龄对于坝澳、船坞、炮台、厂房等工程，以及枪炮、艇船、鱼雷、水雷等科技技术，几乎毫无了解。因此，他所遭遇的形势愈发严峻。旅顺口海防营务处工程局已从德国购入众多机器和武器装备，在挖掘海澳、建设水雷营、鱼雷营以及众多炮台的过程中，袁保龄不得不依赖外籍顾问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的协助。
在旅顺口海防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港口建设所需的资金高达二百多万两白银；同时，炮台、营垒、厂房以及枪炮、鱼雷、水雷等辅助设施和武器装备的费用共计一百多万两；综合来看，整个工程的总投入超过了三百万两白银。
旅顺口海防建设的核心工程中，船坞工程占据重要地位，其施工难度极大，可供参考的施工经验极为有限。工程规模庞大，所需资金数额巨大，且工期紧迫，绝不允许有任何延误。在如此繁重的施工任务面前，负责此事的袁保龄对每一项工作都极为细致入微，无论是施工规划、财务预算、设备采购、人员协调、施工监理、与外部人员的沟通还是物料的调配，都需要他亲自审慎考虑，并对每一项任务进行详细汇报，确保逐一得到实施。而且袁保龄作为旅顺口营务处工程局的总办，必须不断向天津的水师营务处、海防支应局、军械局、机器制造局、大沽船坞等机关的核心官员报告工程进展，协商人员配置，交流器械情况，提交文书，申请资金，计算报销，处理往来公文，其压力之大不言而喻，“期盼楼船扬帆，横渡海洋展示威武。然而，哪里能找到像李壮烈那样的数人，与之在渤海中自由驰骋呢？”袁保龄勤勉不懈，竭尽全力。他因办事“得力”而闻名，行事谨慎、稳重、勤恳、扎实，且经验丰富，肩负重任。自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一年（1885），这段时期成为袁保龄人生中的辉煌阶段，他几乎没有闲暇时光。在这期间，袁保龄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工程建设和防御部署上。
袁保龄并未对西方学问产生抵触情绪，然而，鉴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学习经历，他对西方学问缺乏系统性的认识，导致在这一领域存在认知上的空白。对于一位出身科举的官员而言，揣摩外籍人员的意图、分析并审核施工方案，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自光绪十二年十月（即1886年9月）起，周馥、袁保龄、刘含芳等人士便开始与法国承包商德威尼就旅顺口船坞工程展开谈判。也就是在此谈判过程中，袁保龄积劳成疾，突然发病。
袁保龄与北洋同僚合影
每当危机接连而至，袁保龄因其职业角色和所处关键位置，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对他个人而言，那两年所遭遇的无疑是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紧张激烈的瞬间。从袁保龄的叙述视角来看，这些经历显得零散而细腻，带有琐碎细微的历史叙述特征。无论如何，袁保龄仍通过自己的记录，展现了一个并不完整、终究无法完全完善的个人历程。这种呈现，为后世留下了足够广阔的讨论空间。尽管如此，袁保龄和他的施工团队，以及众多外籍专家等海防建设先驱者们，却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线。他们那些披荆斩棘、开拓山林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以及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士兵，那些曾经投身于旅顺口海防工程、铸就了那段辉煌历史的人们，他们的行为和情感，渐渐被人们遗忘。
袁保龄，一个典型的“中等人物”，出身显赫，却与进士失之交臂；他独当一面，却未能成为地方封疆大吏；他在“清流派”中游走，却在“洋务派”体系中任职；他有着旧学的积累，思想却徘徊于新旧之间；他管理着新式工程，却对新学一窍不通；他既未能成为显赫的官员，又与普通百姓有着天壤之别。在袁保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早年顺风顺水的经历，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后期无尽的遗憾。
袁保龄留下了一座与海防梦想紧密相连的冷冽建筑。自光绪八年（1882年）起，旅顺口海防工程体系的建设工程众多，涵盖了海门工程、库房工程、电报局、鱼雷营、水雷营、水陆弁兵医院、炮台工程、澳坞坝岸工程等数个重大项目。这些工程的总投资额高达近200万两白银。旅顺口周边的高山之巅，环绕着包括黄金山、崂嵂嘴、老虎尾、威远、蛮子营、母猪礁、馒头山等13座炮台，这些炮台由70余门不同口径的大炮守护，构成了李鸿章精心布局的北洋水师“老营”，其建设过程中累计耗费了30余万两白银。这些遗产承载着袁保龄和他的施工团队的憧憬，在风雨交加的岁月里，一个帝国复兴的愿景，却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甲午之战中破灭。
三、结语：风雨天涯梦
晚清期间，海防筹议活动展开于同治十三年（1874）到光绪十一年（1885）的11年间。袁保龄在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十五年（1889）的8年里担任旅顺口营务处工程局总办，但在此后的3年里，由于健康原因，他辞去了职务，不再参与事务。袁保龄在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十一年（1885）间，身兼北洋属吏之职，亲身参与了海防的筹划与海防工程的实际操作。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底起，因疾病困扰，袁保龄无法继续履职，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病故。在这近三年的时光里，恰好是北洋旅顺口海防工程完成验收并开始投入使用的阶段，同时，北洋水师也在此期间正式组建。
袁保龄的海防实践历程相对较短，因此对其海防理念与实际操作的阶段划分显得较为困难。实际上，袁保龄在旅顺口进行的海防工作，是在不断试验、调整、优化以及总结的过程中一并进行的，这一过程显现出显著的探索性质和未竟的完整性。
袁保龄，自晚清时期起，便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将海防理念与实际建设紧密融合的官员。他不仅担任了海防战略的规划者，还身兼海防工程的建设者。在其海防思想中，危机感、责任与权力观念、系统思维以及前瞻性意识，至今仍对当代具有启示意义。袁保龄一直坚持海陆并重、攻防兼备的海防战略理念，并最终通过建设旅顺口军港，完美实现了自己的海防战略蓝图。
袁保龄与周馥、刘含芳、丁汝昌等同仁并肩，是李鸿章北洋海防规划的实施者之一，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将旅顺口打造为北洋水师的“老营”。李鸿章本人对旅顺口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曾八次亲赴该地考察，并深刻指出：“窃以为渤海之大局，京师视天津为门户，而天津则以旅顺、烟台为关键要塞。”袁保龄对此有着极为明确且敏锐的认识，他深入研究了海防工程的施工细节，致力于加快旅顺口机械修配和军事配套设施的完善——如同天津大沽，他审视了内外形势，调配了更多的水陆防军，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了军火库、机械库、水雷营、鱼雷营以及驻军的行政管理，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事做好了准备，以期实现李鸿章的战略目标，并能迅速投入到实战中。袁保龄一直重视海军、水雷、鱼雷、炮台以及陆军之间的协同作战，认为这种作战方式可以相互支援，攻守兼备。这种思考是多角度的，既包括在洋面上抵御敌人，也包括在陆地上进行防守。然而，实际上当时旅顺口的海防设施和陆防驻军的实力，还无法达到李鸿章和袁保龄所设想的水平。
从黄金山炮台俯视旅顺口东澳与船坞
今日旅顺口
袁保龄的经历，从身处朝廷中枢的内阁，到远在边陲的旅顺口，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分析，正是一步步与中央权力渐行渐远的过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旅顺口的袁保龄却与世界的距离更为缩短，他的视野正逐渐变得宽广，他从旅顺口这一地域出发，将目光投向了包括朝鲜、日本、俄国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在引进新式武器的过程中，通过与外籍人员和外商的频繁交流，他的认知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这种更为广阔的认知是通过间接的观察和想象得来的。
袁保龄可能在重温那已逝去的辉煌帝国的幻影，其中既有遗憾，也有自信，或许还包含着补救的意愿和追求成仁取义的价值观。对他来说，即便这只是一场虚无缥缈、徒劳无功的尝试，也是充满人生意义的高尚行为。袁保龄始终在探索一种可能性——回应国家的召唤，延续袁甲三、袁保恒家族的荣耀，并实现家族的期望。袁保龄的文字主要记录的是外在的表现，而要深入探讨其呈现层面的还原，则需要更多的讨论。具体来看，袁保龄的生平事迹主要聚焦于旅顺口这一地域，他的施工伦理和应对策略，是在李鸿章等人的领导下得以具体执行的，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在操纵和压制下形成的“中等人物”形象。在这一画面中，抬头仰望袁保龄的上级，平心静气地打量袁保龄的左右同侪，低头俯瞰袁保龄的部下及众多默默无闻的劳动者，或许能够还原并重塑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在面临中法、中朝两场危机的时刻，那些怀揣梦想的人们，虽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存在，但对于如何长期应对，并未形成疑问，而只是将其视为解决眼前困境的障碍或是途径。
在“同光中兴”的荣耀背后，危机四伏逐渐显现，从某个角度来看，中兴不过是危机幻化的美好结局，而危机则是中兴梦魇的起始。当危机如约而至，比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及其后的诸多复杂事件，如同一场早有预兆的狂风暴雨席卷而至，王朝的追梦者们再次开始构思，在坚守原有立场的前提下，围绕某一利益形成的派系集团，掌握着暂时胜利者的发言权，重复着以往追求自强的经验与现有利益，期盼着“中兴”之梦能够持续不断。袁保龄在致钱应溥的书信中曾言：“当前时政呈现出蓬勃生机，然而文法过于严谨，官吏议论过于苛刻，使得平庸之辈得以周旋其间而不犯过错，而真正的豪杰之士却无法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国家大事已陷入如此危急境地，若非有非凡之才与众人共同治理，我担心在十余年后，老臣宿将们的志气将更加衰颓，仅仅依靠那些精妙绝伦的小楷试帖，恐怕不足以应对这四方强敌。”回顾袁保龄在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间的政绩，他在构建海防方面的宏伟抱负与因担心朝野指责而心生恐惧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冲突。袁保龄深知，这场冲突终将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只是朝廷在长期面对外部挑衅时，如何作出抉择的问题。因此，在给钱应溥的信中，袁保龄流露出不少愤懑之情。或许，他一生功绩的历史价值，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