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9日至11日，在重庆这座美丽的城市，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柏拉图论坛”。同时，这也是《柏拉图四书》出版十周年的重要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古典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教研室、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古典学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等众多国内古典学研究与教学单位联合举办，具体承办工作则由重庆大学《古典政治哲学》辑刊编辑部负责。
全国柏拉图论坛的设立，其目的在于促进汉语学术领域对柏拉图思想的深入研究，引领这一研究方向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首届论坛聚焦柏拉图与古典学的研究领域，汇集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工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扬州大学及华夏出版社等超过20所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与出版社的40余位知名学者，他们针对“柏拉图对话的新诠释”、“柏拉图与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柏拉图与中西古典文明的相互借鉴”以及“柏拉图与古典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开启柏拉图研究的新征程
在重庆大学A区的博雅书院报告厅里，一场会议正在进行。开幕式由重庆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董成龙担任主持。紧接着，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文涛教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志猛教授，以及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古典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程志敏教授，依次上台发表了致辞。
张文涛教授开场便热情地迎接了在场的每一位嘉宾，并对全国柏拉图论坛的创立背景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国家领导人强调了古典学应当“致力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并提倡“加强文明间的对话，从多元文明中汲取智慧与养分”。为了构建一个融合中西的古典学体系，我国的古典学者不仅需深耕本土文化，还需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古典基础。柏拉图被誉为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全国柏拉图论坛的设立灵感源自于世界古典学大会之后的同仁共识。这一举措体现了我国学术界在柏拉图研究领域迈向深层次的态势。学者们期望通过这一平台，开启国内柏拉图研究的新篇章，旨在推动柏拉图研究在中国得以扎根并健康成长，从而实现共同促进柏拉图学术繁荣的初衷和使命。
林志猛教授在致辞中强调，我国柏拉图研究已步入深层次发展阶段。在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汉语柏拉图研究的学术团体需集中精力探讨柏拉图及其古典学术领域的众多核心问题，进行深入而具有预见性的研究，探索其在现代学术环境中的创新路径，挖掘其于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的思想生命力和深远影响。林教授也对此次论坛深入挖掘柏拉图文本的思想意涵进行了展望。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古典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程志敏教授在致辞中提到，我国对柏拉图及古典学的研究已实现显著进步，新生力量如同春雨后迅速冒出的竹笋，硕果累累。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然而，无论采用何种研究路径，都必须以对柏拉图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为根基，深入文本以领会柏拉图的思想脉络及其深刻的义理内涵。在繁荣昌盛的时代，研习经典之作是必行之举，现今正是我们潜心阅读古代典籍的绝佳时机。我国对柏拉图及古典学的研究，亟需在文本的翻译、注释及学术探讨上不断深化，这一过程既考验着耐心，也考验着毅力。此外，我们还应重视古典学术的代际相传和人才的培育。
柏拉图对话新解
开幕式落幕之后，会议随即进入了论文展示与交流的阶段，其中，首场讨论活动由重庆大学哲学系的何祥迪副教授担任主持人。在首篇关于柏拉图对话解读的总体方法报告结束后，后续关于柏拉图各篇对话的解读报告均依照柏拉图对话的传统四联剧结构进行排列，这一做法在首届全国柏拉图论坛的议程安排上体现了一种新的尝试和创新。
华东政法大学的王江涛副教授在其著作《“美的阶梯”与柏拉图对话的织体式读法》中提到，柏拉图的对话作品可以采用两种阅读方式：单篇阅读和织体式阅读。在织体式阅读中，确定贯穿不同对话篇章的核心线索是一项关键且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这需要我们从对话的具体情节，如苏格拉底的生平事迹，以及对话发生的背景，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中寻找这些线索。将对话内容按照主题进行串联，这种阅读方式与前面提到的两种方法有所不同，它构成了第三种阅读结构。《柏拉图四书》便是采用这种阅读方式的作品。所有能够将对话串联起来的主题，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美的议题在本质上体现了苏格拉底的思考转向，因此它也是苏格拉底问题的一个分支，进而可以尝试用来串联对话内容。
海南大学贾冬阳副教授的研究论文《苏格拉底如何战胜虚无主义？——柏拉图〈泰阿泰德〉中“知识即感知”的初步探讨》聚焦于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就“知识即感知”这一议题的辩论，深入剖析了柏拉图对于知识论与灵魂问题的双重关注。对知识基础的空洞化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在面对虚无主义时难以逾越的困境，而苏格拉底倡导的“临界思维”则成为了在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时的唯一可行之道。
浙江大学林志猛教授的著作《柏拉图〈斐勒布〉论快乐的形而上基础》以《斐勒布》所涉及的核心议题为切入点，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在《斐勒布》中，作者提出快乐即为至善的观点，而苏格拉底则进一步阐述，单纯的快乐或智慧都不足以具备独立、自足且圆满的特性，他认为理想的生活应是快乐与智慧的有机结合。与《理想国》和《高尔吉亚》有所区别，《斐勒布》对快乐主义的观点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既非单纯的肯定亦非全盘否定。在《斐勒布》这部作品中，快乐观念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根基，它不仅探讨了存在结构的分析，还指向了实际生活中的生活方式选择，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内涵。柏拉图通过对美好生活本质的深入探究，成功地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相结合。
河南大学舒炜副教授的著作《厄里刻希马库斯的爱神颂》基于学生们对《会饮》中厄里刻希马库斯的兴趣，激发了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并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21世纪技术问题的本质。在研究中，作者分析了厄里刻希马库斯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与泡萨尼阿斯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与阿里斯托芬的相似之处，以此探讨了技术与爱欲之间的辩证关系。
扬州大学胡镓副教授在其著作《爱欲的序曲：柏拉图〈希帕库斯〉绎读》中对《希帕库斯》在柏拉图作品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剖析。他通过对柏拉图其他作品的对比研究，着手文本解读，并利用柏拉图、修昔底德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同一则“因争风吃醋引发的僭政覆灭”的传说所呈现的三个不同版本进行对照分析，进而探讨了苏格拉底在好利、价值观和欺诈等议题上的论述。
会议第二场讨论由河南大学舒炜副教授主持。浙江工商大学的讲师陈郑双在其著作《关于〈拉克斯〉研究的解读与思考》中，起初对三篇解读《拉克斯》的论文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与分析，继而对施特劳斯与伯纳德特在解读柏拉图作品方面的方法进行了强调，认为这些方法对于深入理解柏拉图的作品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随后，陈郑双运用施特劳斯和伯纳德特的方法，对《拉克斯》的文本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终得出了“审慎与勇敢”两者之间紧密关联的结论。
中共中央党校的成官泯副教授在其著作《柏拉图〈吕西斯〉中的philon》中，深入探讨了爱欲与友爱的密切联系。他提出，“善好”（ἀγαθόν）与“属己”（οἰκεῖον）的界限，正是柏拉图阐述人类爱情本质的两种基本人性原则。他强调，我们需要从全面的角度来探讨，深入领会柏拉图对爱情的见解，这便意味着，在友爱的范畴内，对自身所拥有的东西的渴望，自然而然地蕴含了追求更高尚、更美好的愿望。
同济大学的樊黎副教授在其著作《卡利克勒斯的快乐主义》中，对《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斯的快乐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探讨了苏格拉底对快乐主义的批判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与那些受到尼采思想影响的学界流行解读不同，樊黎副教授提出，卡利克勒斯的快乐主义理念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体现了卡利克勒斯所具有的民主精神特质。
四川师范大学的助理研究员章勇在其著作《普罗塔戈拉和安提丰论自然与礼法》中，对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议题——自然与礼法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自然哲学家阿凯劳斯是首先提出这一议题的人，而智术师派则对其进行了详尽且深入的探讨与论证。普罗塔戈拉将人的自然属性看作是动物般追求生存的本能，因此，他认为人类必须通过政治生活相互联合，并且必须遵循礼法和正义。而安提丰则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自然与礼法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礼法和正义只是人类为了自我保存而必须遵循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它们并不具备绝对性和神圣性。
西南政法大学的文学平教授在其著作《普罗塔哥拉尺度命题的知识论辩护》中，对普罗塔哥拉的尺度命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证。他分别从尺度命题与自我反驳的关系、尺度命题与知识定义的区别、尺度命题与怀疑主义的界限、尺度命题与客观主义的兼容性以及尺度命题与主体视角的关联等五个维度，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探讨与辩护。
中共中央党校的成官泯副教授担任了第三场会议的主持人。在此次讨论中，上海大学的肖有志副教授就其论文《苏格拉底好礼——柏拉图（327a1-b8）讲读》进行了阐述，该论文通过深入剖析格劳孔与苏格拉底一同前往佩莱坞港目睹礼拜新神仪式的场景，揭示了苏格拉底对礼仪的崇尚之情。在观看仪式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得以满足自己对普通人灵魂中神圣成分以及仪式秩序的好奇心。这种对美好礼仪的热爱，让他在言辞中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家。与此同时，随着人群的汇聚，苏格拉底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与年轻人交流——也渐渐显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李致远在其著作《珀勒玛尔科斯的正义与友爱——柏拉图第一卷331e-336a译述》中，对《理想国》第一卷中围绕正义这一主题展开的三场讨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提出，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珀勒玛尔科斯将西蒙尼德的“正义即偿还欠债”观念阐释为“正义即帮助朋友，伤害敌人”，并最终提炼出“正义不伤害任何人的”这一更为深刻的观点。珀勒玛尔科斯之所以能够持续地调整和提升自己的观点，原因在于他非常看重朋友。这些朋友或许代表着权势，亦或是善良之人。而那些真正善良的人，是那些追求智慧和幸福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哲人。因此，珀勒玛尔科斯有可能结识到这样的哲人作为朋友。
重庆大学罗晓颖副教授在其著作《柏拉图“线段喻”意旨论析》中提出，柏拉图在阐述哲学教育时构建的三个比喻中，线段喻展现出一种既抽象又生动的特点。这一比喻以极其简洁的方式，巧妙地融合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对自然现象及自然本质的争论。而通常从认识论角度进行的解读，却无法充分揭示线段喻在《理想国》以及柏拉图整体思想中的深远意义。她决定重返文本核心，于《理想国》的全面论证体系内，对线段比喻的丰富内涵进行深入剖析，梳理该比喻作为“宇宙蓝图”的角色，探讨其如何揭示宇宙的构造、人类认知的运作原理与局限、哲学的特质以及理想政治形态的可行性等问题。
中山大学黄俊松副教授在其著作《论柏拉图中的灵魂观》中，对《理想国》第四卷至第十卷中灵魂观念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演变过程包括了从原本独立的三分灵魂，转变为相互依存的三分，再到灵魂的二分和一分。面对这一演变，黄俊松副教授从政治和超政治的双重角度出发，对对话的语境及其创新性给予了高度关注，并采用倒叙的方式对这一变化进行了阐释。
郭文娅，浙江大学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以《分裂困境与辩证救赎——柏拉图灵魂的“一多矛盾”研究》为题，深入剖析了《斐多》等经典著作。她揭示了灵魂作为一个复合体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结构；同时，她指出这种矛盾既是灵魂分裂的根源，也蕴含着自我超越的潜力；最终，她论证了柏拉图如何通过辩证法来达到灵魂救赎的途径，并强调了灵魂在理性调控下的动态平衡，指向了“善”这一终极目标。这种思考为深入洞察人性的矛盾统一、局限与突破等核心议题，构筑了一个源自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框架。
中国人民大学彭磊教授所著的《柏拉图与色诺芬论辩证法》一书，通过对《理想国》中辩证法论述的梳理，阐述了辩证法所包含的“对话”、“划分”、“假设法”等内涵，这些内涵彼此交织，揭示了辩证法首先是交谈的艺术，其次是对理念的追寻。辩证法与智术师的辩论和反驳不同，也与单纯的个人沉思有所区别。辩证法的教育应持谨慎态度，故而柏拉图在辩证法方面的阐述显得不够全面。
柏拉图与思想史研究新探
前三场讨论主要集中对柏拉图的一部特定对话进行了深入解读。而在第四场和第五场讨论中，话题被进一步延伸，分别涉及柏拉图与思想史的新研究方向，以及柏拉图与中西古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第四场讨论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王玉峰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众多学者聚焦于对智者普罗塔戈拉、古希腊悲剧作品、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柏拉图学派成员以及迈蒙尼德等人的研究，深入剖析了他们与柏拉图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万昊在其著作《无需理解的远离——〈普罗塔戈拉〉》中提到，希珀克拉底与苏格拉底一同离去的经历，尽管他们因远离智术师而保住了自己的灵魂，然而，万昊认为，希珀克拉底可能既未真正理解智术师，也未深入理解苏格拉底。他坚信，导致希珀克拉底与智术师决裂的，并非普罗塔戈拉对灵魂的腐蚀，这种腐蚀需要依靠智慧去辨识，而是智术师自身的失败，这种失败无需深入理解即可察觉。
海南大学讲师龙卓婷在其著作《莱因哈特的索福克勒斯研究——再论古典语文学的历史与哲学之争》中提到，莱因哈特在分析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时，没有采用实证化的考据方法，而是直接深入到肃剧作品之中，凭借其独到的细致与锐利，生动地描绘了戏剧中的情感冲突。莱因哈特所提出的这种阐释及其研究方法，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打破了技术性学术领域的局限，不仅将尼采所倡导的“新”语文学理念付诸实践，而且实现了这一理念——即以古希腊文化作为典范，以此来认识我们自身，评判并超越我们所处的时代。
崔嵬副教授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发表的论文《哲学与智术之争——施特劳斯如何解读色诺芬的核心章节》中提到，若想领悟施特劳斯在完成对色诺芬作品的阐释后所感受到的释然愉悦，不妨将之与色诺芬在创作苏格拉底与安提丰对话时对苏格拉底生活方式所描述的“幸福”进行类比。这段对话标志着苏格拉底向雅典民众的忠告落下帷幕，他警示道，若修辞术与诡辩家联手，必将导致雅典的命运走向毁灭。与此同时，施特劳斯通过深入解读色诺芬的作品，履行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向学界传达了他的忧虑。哲人相较于诡辩家，多了一份对家国的福祉。
李雨瑶，重庆大学的讲师，在其著作《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二分法的批评——I 2-4》中提出，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部分》一书中对柏拉图所提出的二分法进行了批判。其批判的核心在于，面对形态各异的动物，我们究竟应当对每一种动物单独进行探究，还是应当先从genos（属）这一普遍概念入手，然后再研究具体的种？这一争论实际上触及了“一”的本质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二分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其目的在于阐明在各个层面上“一”的含义，并揭示物种与类别之间的差异是由何种因素所决定的。
海南大学的程志敏教授在其著作《苏格拉底的转变与图贝罗的反驳》中，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真实性、其从自然哲学向伦理学的过渡，以及这一转变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苏格拉底倡导将天与地的事物相融合，并强调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提升灵魂的境界。而传统的看法，受到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影响，普遍认为苏格拉底专注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自然现象则显得不甚关心。图贝罗在西塞罗的描述中提出了异议，他强调苏格拉底在讨论伦理议题时，同样触及了诸如数学、几何以及和谐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内容。这场围绕苏格拉底的争论，不仅揭示了人们对其思想认知的分歧，同时也展现了自然哲学与伦理政治哲学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
重庆大学罗勇副教授在其著作《希腊化哲学中的另一个柏拉图》中，对柏拉图的形象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了柏拉图形象在各个柏拉图主义发展阶段所经历的变迁，并重点探讨了关于柏拉图哲学本质的争论，即其是独断论还是怀疑论。独断论者倾向于关注柏拉图对话中的哲学思想，他们坚信这些对话传递了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学说，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庞大的柏拉图哲学体系。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更看重对话的形式，普鲁塔克便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华东师范大学的张缨副教授在其著作《柏拉图哲学对迈蒙尼德的影响》中，对《迷途指津》中迈蒙尼德对诸多论题的阐释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探讨了他在柏拉图思想中的独特地位。对于迈蒙尼德而言（或许施特劳斯亦然），柏拉图充当了显明教诲与隐秘教诲之间的“雅努斯”角色：他一方面面向信仰律法的信徒，另一方面则面向那些潜在成为哲人的律法遵循者。由此，柏拉图成为迈蒙尼德同时捍卫律法与哲学的指路人与路标。
柏拉图与中西古典文明互鉴
海南大学贾冬阳副教授担任了第五场讨论的主持人。在此次讨论中，众多学者分别对柏拉图与孟子、柏拉图与荀子、柏拉图与庄子的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柏拉图与普世社会问题、美国虚无主义危机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家陈焕章关于天下问题的观点，从而丰富了讨论的主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王玉峰研究员在其著作《西方形而上学与东方心学的一种对话》中，以怀特海对欧洲哲学传统的经典观点为出发点，对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起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借助巴门尼德等哲学家的理论阐述，他逐步构建了一个以“存在即努斯即理念”为核心的逻辑体系。王玉峰将哲学、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融合，考察了从古希腊俄尔普斯教神话到柏拉图的四线段理论，再到苏格拉底关于“禅定”和“涅槃”的记载，以及佛教经典，最终聚焦于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理念，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东方与西方哲学的交流，并从中揭示了两者“心物合一”的共通之处。
西南政法大学的董卫国副教授在其著作《从心灵秩序到政治秩序：孟子与柏拉图的同途殊归》中，探讨了孟子与柏拉图在政治哲学领域观点的异同，深入剖析并对比了他们各自的思想特点。他注意到，尽管两位哲学家都认同“政治秩序源于心灵秩序”这一基本观点，但在理论构建上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路径：孟子以四端之心为核心，将道德情感与理性融合进伦理体系；而柏拉图则借助灵魂三分的理论，排除欲望的干扰，深入探讨了理念世界的最高善。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思维方式及对世界本质（本质与现象）理解上的差异。
四川大学的张爽副教授在其著作《“禁暴除害”与“胜过不义者”：荀子与柏拉图的义战思想》中，对古代中西方的战争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展开了一场深刻的对话。在长平之战导致赵国军事困境之际，荀子在《议兵》一文中提出了“仁政重于兵法”的学说，这一观点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拓展正义范畴、通过设立守护者体系来奠定惩罚性战争原则的思想相契合。然而，两者之间亦存在差异：荀子认为政治团体是战争合法性的基础，而柏拉图则是通过理性对激情的驯服来赋予战争权力。
南京大学朱金晶副教授在其著作《理型与自然：柏拉图与的互鉴式比较研究》中，通过对中西两位哲学家的深入对比，揭示了他们之间超越表面差异的深层交流路径。她指出，两位哲人都构建了“形上-形下”的世界观，然而，希腊哲学通过静态的“理型”来截断经验的连续变化，而中国哲学则通过“气化宇宙论”将动态的关系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重庆大学的张文涛教授在其著作《柏拉图与普适社会》中，通过对《法义》卷三等文献的初步研究，详细解读了柏拉图的古典政治哲学，并揭示了其与帝国或普世社会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深入文本分析，研究了柏拉图在探讨政治体制的起源与演进过程中，对帝国与全球性社会的思考，特别是柏拉图如何重新诠释希腊历史，以及他如何论述海洋、陆地与美德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雅典帝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评。
海南大学教师唐敏所著的《美国智识精神考：再谈美国式虚无主义》一书，以美国的地域与精神发展史为线索，深入分析了中美两国文明间的互动与竞争。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坚定与西方国家比拼的制度信心，更要对启蒙思想与传统文化断裂所形成的价值空洞保持警觉。只有在这场文明复兴的征程中有效抵御虚无主义的侵蚀，我们才能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同时实现政治上的成功和文化上的自主性。
重庆大学教师王淇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陈焕章的天下主义》中，对陈焕章的理论进行了全面且有条理的整理。她强调，在帝国主义和文明论的双重影响之下，陈焕章一方面力求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挖掘中国社会发展的独有特质；另一方面，他亦致力于重建儒学的普世价值。儒家的战争与和平思想是对传统天下观念的创造性转化。
柏拉图与古典学研究的新展开
11日上午，随着五场讨论的落幕，重庆大学的张文涛教授担纲主持了一场以“柏拉图与古典学研究的新进展”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在此次论坛中，张教授与参会者就柏拉图研究与古典学研究的相互联系以及如何推进这一领域的新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张文涛教授强调，本次论坛是对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深度回应。中国人的文明意识与文明追求推动了古典学在中国领域的广泛发展。同时，中国柏拉图研究的新阶段与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海南大学的程志敏教授对我国古典学和哲学在学科体系上的拓展以及哲学教育体系的优化寄予了厚望。他强调，当前阶段，我们亟需加强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和学术研究，力求在学术领域实现广泛涉猎和深入挖掘，力求将哲学思想与学术、思想、文明等领域相融合，实现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林志猛教授站在学术的高峰上明确指出，目前柏拉图的研究领域已经打下了较为牢固的学术基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持。然而，从古典学的角度对柏拉图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宽，特别是在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灵魂学说等方面，仍有许多阐释的余地。施特劳斯等学派所提出的不同解读方法，不仅体现了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同时也映射出经典文献的持久吸引力。在探讨中西方文明交流的学术领域，学术界亟待构建一个更为直观的思想发展脉络，以明确在历史长河中智慧传承的要点。同时，柏拉图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亦不可小觑。他大声疾呼，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经典文献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坚守着传承文明与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使命，坚信通过深入解读文本，可以激发学生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这种智慧启迪相较于单纯的知识传授，具有更为深远的根本意义。
中山大学黄俊松副教授在参与首届全国柏拉图论坛后，深感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思想交锋的智慧火花，还体会到了学者群体间那份真挚而热烈的学术友情。他强调，在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漫长思想历程中，柏拉图的思想一直展现出穿越时空的活力，它不仅经受了不同哲学流派的严格考验，而且在方法论上不断催生新的研究方向。我们需立足于我国学术领域，对国内学者抱有坚定信心，凭借对经典文献与思想发展史的深入挖掘，完全有能力构建出既具有本土特色又具备国际交流能力的研究模式。与会论文所体现的学术生机与理论潜能，恰好证明了柏拉图理念在现代方法论中的重要作用。面向未来，黄俊松副教授热切期望借助柏拉图的研究成果，孕育出具有更高原创性和阐释力的中国哲学及思想表达体系，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学者的思想锐气。
同济大学的樊黎副教授指出，当前对柏拉图的研究展现出一种“古今融合”的趋势，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学术成果更加丰富，然而，研究手段也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施特劳斯倾向于深入研读单篇文献，然而柏拉图的作品具有独特性，其中每篇对话都需参照其他对话来全面领会其内涵，正如柏拉图本人用“编织”一词来比喻，只有以交织错综的整体视野，才能把握其思想的精华。柏拉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始终伴随着批判性的审视。要真正领会柏拉图思想的现代意义，就必须将传承与批判这两个方面完美融合。
四川大学的张爽副教授提出，古典学的研究应当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其研究重点不仅在于探寻西方文明的起源，还需深入探讨古希腊文明之前各种文化的融合。所谓的“当代研究”不仅是对政治体系恒久疑问的探究，也包含了文化内涵的深刻共鸣，这种特性促使中西方古典研究在问题意识上实现了跨越时空的交流。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下，研究者需同时强化古典语言学习的根本地位，并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带来的挑战，寻求技术支持与人文思考之间的和谐共存。我们应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出发，承担起“古为今用”的学术责任。
肖有志副教授，上海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在讲述自己年轻时阅读《会饮》一书所获得的感悟时，提到了柏拉图对青年人阅读热情的激发作用。他提出了问题：“优秀的学者是如何进行学习的？后来者又是如何审视前辈的？”针对诸如这些疑问，肖有志进一步强调，真正的学习不应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吸收层面，而应当通过不断深入研读经典著作与古代圣贤的思想，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保持谦逊的心态去吸收智慧。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运用当代的问题意识对所学知识进行批判性的转化。这种学术的传承，其本质就是教育教学的实践。此外，肖有志还谈到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它不仅是打通语言隔阂的桥梁，更是让经典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的创造性劳动。
西南政法大学的董卫国副教授在向与会学者表达感激之情及对其赞赏之后，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是在中国从事古典学研究，还是在构建一个专属于中国的古典学体系？”作为一名专注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者，他坦陈，西方学术视角的引入为他带来了思想的“冲击”，这表明跨文化的交流并非仅仅是知识的增加，而是成为了激发本土学术进行深入反思的推动力。他特别指出，当前学术研究务必深入现实根基，并在时代性的课题中探寻传统哲学在现代社会的生长脉络。
总结与展望
重庆大学的张文涛教授主持了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简要回顾了会议的讨论内容，并指出本次论坛产生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针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视角，张教授强调，柏拉图的研究必须纳入文明相互借鉴的范畴。尽管中西古典政治哲学探讨的具体议题存在差异，但在德性政治和灵魂教化等核心议题上，两者间仍有着深刻的共鸣。在探讨研究方法时，研究者需要在多元方法的交汇点上既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又要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每位学者在学术道路上都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者，就如同柏拉图当年与那些挑战者——智者派和诗人——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辩论一般。张文涛教授作为全国柏拉图论坛的发起单位和协办方的代表，诚挚地邀请各位与会者就论坛未来的运作模式和讨论主题提出宝贵意见，携手加强我国在柏拉图及古典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此外，他还传达了海南大学程志敏教授的期望，鼓励大家保持坚定信念：随着翻译工作与原创研究的持续深入，我国必将崛起为全球柏拉图和古典学研究的核心地带。
最终，张文涛教授对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以及四川大学古典学系等全国柏拉图论坛的发起机构、会议的协办单位，以及所有与会学者、重庆大学《古典政治哲学》辑刊的编辑部成员、会务组和师生们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与会人员热烈的掌声中，首届全国柏拉图论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赵聪颖 张心怡 李可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