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呱呱坠地，薇薇才真切感受到养育的艰辛，这种感受最初源于她身体发生的变化：短短两三年间，她的面部出现了许多色斑，头顶也冒出了不少白发。
女儿夜里总醒，她没怎么睡过整觉，白天总是很累，她和先生的所有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了，薇薇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的，当时孩子已经两岁半了，她的身心都到了极限，于是她建议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
薇薇属于“80后”的初为母者，这一批年轻父母大多年纪偏大时才组建家庭，多数是夫妻双方均在职，家中祖辈年事已高，帮忙照看孩子时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年轻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观念上，经常和老一辈人发生分歧，这些因素促使0—3岁婴幼儿的照护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薇薇居住在华东地区托育服务比较完善的某个城市。然而她亲自探访周边的托育机构后，发现可选的很少：家附近三公里范围只有三家民营托育单位以及一所公立幼儿园的托班。“其中一家民营机构有家长反映教师素质不高，另一家经营不久就停办了，剩下那家民营的环境和设备也相当简陋，目前就只有这所公立托班还在运作。”
幼儿园的建筑看起来非常气派，并且设有室外游戏场地。然而，薇薇发现她的女儿在托儿所仅上了一个月就频繁生病。薇薇认为，这既可能与幼儿园的伙食有关，也和保育员对待孩子的管束方法存在关联。经过一个多学期的考虑，她最终决定让女儿离开托班。
依据2024年9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动托育服务发展状况的报告》，很多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可是全国实际入托比例仅达到7.86%，托育服务供给不足。
报告表明，2023年中国全国托位实际利用率仅46.7%，托育服务水准参差不齐，许多人担忧孩子托付问题，不敢放心。作为减轻年轻人生育负担的初始环节，托育产业未来如何发展？
2025年3月19日，在杭州胜利吟潮幼儿园，托班正式开办。照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最大的支出是人力成本”
如今每户人家都欠下某个教育机构的债务了吗？瑞草在网络上激烈地表达了这种质疑，紧接着便涌来将近一百条留言，内容大多描述了各类教育机构的突然倒闭情形，而这些遭遇与她的遭遇惊人地相似。
2024年11月，瑞草女儿就读的深圳市展宁托育服务中心突然变得空无一人。在此之前，瑞草对这个机构挺满意的：女儿所在的班级被称作“哈佛班”，由3位老师负责看管12个孩子，每周还会安排外籍教师来教孩子们唱歌。自女儿满两岁之后，瑞草就先后为她在展宁托育中心购买了半年的托管服务，累计支付了1.8万元费用。
离开前几天，该机构的副园长曾劝瑞草再交三个月费用，瑞草起初有些迟疑，副园长便告诉她，展宁是龙华区的“标杆园”，最近刚接到区卫健委的资助，可以给予较大优惠，不过机会难得，会优先考虑老顾客，瑞草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
不过，微信转账没几天，那个机构就出事了。瑞草这才知道，展宁托育的员工当时已经没领到三个月的工资，该机构的老板们也在当年十月里老换。比起那些明晃晃的幼儿园关门，托育这行当现在的情况还没让人太在意。
杭州某民办托育机构的负责人魏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照看零至三岁婴幼儿的托育场所同接待三至六岁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有所区别，前者能够持续接纳新生，不过只有春季学期是需求高峰期。到了九月，由于一些幼儿要转入幼儿园，这个时段便成为评判托育机构能否存续的重要关头。
魏时鼎盛时分，其名下托管场所逾三十家。然因经济效益未达预期，现今仅余数处。“今年九月伊始复课后，这几处场所的幼儿数量锐减，托管席位利用率竟不足半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众多同业探讨今年招生状况时，得知部分机构甚至未吸纳一名新生。
2019年被视为“托育开端之年”。该年4月，我国发布了首个针对托育领域的指导性文件。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要“构建普惠性质的托育服务网络”。
2019至2022年期间，托育产业经历了迅猛增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托育服务组织7.57万个，能够供给的托位数量为362.4万个。不过，由于疫情冲击以及出生人口数量减少，急剧扩张的托育领域迅速降温。2023年，众多私立托育单位相继停业，到了2024年，更大规模的停运现象再次出现。
当前，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私立托幼单位正面临停业困境，资金链即将断裂或已经无法支付员工薪酬，这部分机构多属于规模较小的类型；大约一半的托幼机构则仅能维持收支相抵的微弱生存状态。据“刘sir托育圈”工作室负责人刘忠义透露，该工作室专门为托育机构提供运营层面的专业指导服务。
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托育界资深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托育机构纷纷停业，一方面源于行业无序发展后的必然调整，另一方面，地方当局在推广普惠托育时，其观念上的误区和急躁做法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
托育领域目前存在三种主要类型的服务提供方，分别是附设托育单元的学前教育机构，完全由民间资本运营的机构，以及政府主导建设并委托社会力量管理的机构。政府主导建设并委托社会力量管理的模式，通常由公共财政承担初期投入，社会力量负责后续的运营管理，其收费标准往往由政府部门进行调控，这种模式是实现普惠性托育服务的重要途径。刘忠义强调，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同，“公建”的深度和广度呈现显著差异。理想状态下，托育机构能够顺利入驻并开展服务，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多数地方政府仅能提供基础的建筑空间和必要的硬件设施配置。
这笔账实在难以清算。魏时以自己已停止运营的一家公建民营性质的托育中心为例，当时街道方面拨款十万元，但明确指定只能用于场地翻新，诸如更换洗手间设施、粉刷墙面等，至于购置桌椅、玩具以及教育用品等所需的大量基础建设开支，则完全由企业自行解决。
另外，依据国家相关规范，公共事业与民间资本合作设立的机构能够获得按学生人数计算的托管席位补助，具体金额由各区域自主决定。杭州市针对普惠性质的机构制定了明确要求，对于零至十二个月大的婴儿班级，每位每月可领取七百至八百元的席位资助；对于一至两岁的学龄前儿童班级，每位每月可领取四百至六百元的席位资助；对于两至三岁的学龄前儿童班级，每位每月可领取三百至四百元的席位资助。
可是，不少托育领域从业者反映，补贴发放不及时的现象十分常见。早先一位经验丰富的托育界人士讲，孩子入园满半个月方可领取补助，可许多年纪小的宝宝由于身体不适、家长顾虑等，每月实际在园日数常不足一半，因此这条政策导致其负责的普惠性托育点，每月仅能领到30%到50%的托位补助金。孩子不在，师资、水电等成本仍在继续累积”。
这个班级招收一个孩子就要亏损一个孩子，政府规定的普惠性收费标准是每名儿童每月3000多元，但一名经验丰富的保姆每月的人工开销就达到了6500元以上，他着重指出，政府认为租金是托育机构最主要的运营开销，然而实际上，最大的花费在于人力成本，经过测算，普惠性质的托育机构想要实现基本的收支相抵，收费标准至少应该是政府指导价的二倍左右
另外，不少从事托育工作的人士表示，最近两三年，资金拨付的节奏明显放缓，很多地区把补助发放同机构的表现评估联系在一起，借各种借口减少拨付金额。
养育费用最终由家长承担。一位来自北方地区的民办托育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为压缩开支，许多普惠性质的托育中心放宽了教师招聘门槛，不再局限于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而是接收了刚从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甚至只有保育员资格的家政服务人员。“即便家政人员不乐意应聘，也是因为家政行业的最低月收入通常达到五千元，而托育教师的月薪仅两千五百到三千元。”
最后，托育在费用上做到了普及，不过服务水准上的优惠却无法确保。
幼儿园“抢学苗”之后
今年9月，魏时发现最新数据让他措手不及，他负责的一家公建民营机构周边1.5公里范围内，有6家公办幼儿园总共能提供180个托位，加上该机构自有的60个托位，总共有240个托位可供使用，然而在需求方面，总共只有235名适龄婴幼儿，并且其中真正会送托的只有一小部分，“因此供给量明显大于实际需求。”
当前正经历着“幼托融合”的快速发展。2019年公布的第一份关于托育的指导性文件，就明确表示鼓励符合标准的幼儿园开办托儿部。今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共同发布文件，再次强调“幼儿园托班”是“1+N”托育服务模式的关键构成部分，要求幼儿园在实现学前教育均衡普惠的同时，能够安全地接收能够融入集体生活的两到三岁儿童。
然而，早些时候，因为开办托班对师资力量和场所条件的要求很高，开销很大，很多幼儿园对开办托育没有太大意愿，但现在近两年，因为人口数量减少，许多幼儿园开始关注托育服务，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利用空置的场地、增加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前吸引未来可能进入小班的生源。
薇薇有个女儿名叫“学苗”。按计划，孩子本应在公立幼儿园的托育班上完两个学期，然后直接升入小班。不过，薇薇对女儿的情况不放心，于是决定让她只上半天托育，早上九点前送去，十一点半接回来。她未曾料到，每天只有两小时的课程时间，却让女儿的身心发展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她首先感到烦恼的是用餐问题。幼儿园规定的午餐时刻是上午十一点，可她非常偏食，几乎从不吃园里的青菜，只顾着扒饭，午时回到家里，大人又得费心喂她吃。“我尝试和园方商量，能否在开饭前就把孩子接走，对方表示不可以，说这样会让他们更加忙碌。我请求老师帮忙监督女儿吃饭，老师却说，‘其他孩子都吃，怎么你就不肯吃呢？’”薇薇说。
薇薇承受着巨大压力，源于老师对她“不遵守规矩”的批评：她常躲在桌下独自活动，很少参与小朋友间的互动。幼儿园甚至猜测孩子心理不正常，建议家长寻求他们指定的“顾问”帮助。“顾问”听完情况后指出，“这完全是父母娇纵所致，必须适当惩戒”。在幼儿园的强制措施影响下，薇薇回家后说话声音越来越轻，两岁时显露的语言才能也渐渐消失了。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托幼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托育幼儿园化”。许多幼儿园习惯性地将面向3至6岁儿童的教养方式向下扩展至0至3岁，把托班改造成“小小班”。然而，这两个年龄段的幼儿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处于截然不同的阶段。
柳倩说明，零到三岁的幼童彼此不同，差别十分显著，必须得到教师专门的关注。托儿班的指导者应当扮演类似亲妈的职责，托育场所营造家庭般的氛围，通过统一的生活流程来关照孩子，核心在于养育。所谓托育，并非要求教师去灌输知识或进行教导，关键在于引导孩子自发地探索和成长，大连奥凯托幼中心的管理者邹凯旋向《中国新闻周刊》阐述。
2019年，邹凯旋结束了在新西兰的留学生涯，学习的领域是零到六岁儿童的启蒙教育。奥凯的基层教师团队多数具备PITC资格，她说明，PITC是在美国普及程度很高的婴幼儿培养计划，其中心思想是“互动式照料”：教育工作者借助对幼儿的观察和对其发出的信号（包括啼哭、神态、行为等）的反馈，能够迅速、妥帖、连贯地把握并回应他们的需求。
魏时将“互动式照料”当作挑选托育人员的核心依据。和学前教育背景的幼师相比，他更倾向于录用有抚养经历的“妈妈”。柳倩也持有相同看法，她觉得，从事托育工作的教育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心有灵犀，喜爱与孩童交往，同时兼具慈爱且刚毅的品格，成为过母亲的女性往往对孩子的需求更为体察入微。
然而，托育服务与医疗美容截然不同，后者只需轻微手术即可立见成效，前者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自我成长才能观察到结果。许多家长对教育思想并不了解，他们评估托育单位时，主要关注的是设施条件以及周围环境。这是邹凯旋所坦承的。
一些托育领域从业者指出，零到三岁的学龄前儿童对教育者的专业水平期待，要强于三到六岁的孩子，不过，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照看低龄宝宝的职责繁重，教育工作者并不乐意承担这类工作。部分学前教育机构会将表现不佳的人员调派至托儿班，他们通常年纪较轻，并且缺乏照护幼儿的实践经验。
现在，幼儿园要增设托班，必须向当地区县教育部门递交申请。不少幼儿园负责人透露，只要园内尚有空余名额，审批就能顺利获批，审查标准主要侧重设施条件和环境质量，譬如托班教室必须确保相对独立，需要拥有良好通风、充足日照以及干净卫生的环境，同时生均空间要达标。关于教职工配置，除了师生比例外，对教师的专业资格以及是否接受过系统化培训等方面，并没有明确规范。
师资难题已成为普惠托育发展的关键症结。薇薇孩子所在的班级有二十名幼儿，配备了园长、助教和保育员各一名。助教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未婚女性，虽然拥有硕士文凭，却对孩子缺少爱心，在教养方面毫无实践经验
“有回我告知副班老师女儿睡眠状况不佳，对方表示每天7小时即可满足需求。其实，三岁以下儿童每日所需睡眠时长大约在11小时以上。”薇薇表示。她与众多宝妈沟通，普遍反映寻觅到称心如意的老师十分不易。
“不应越普惠，家长的选择越少”
一些托育领域的学者注意到，托幼融合现象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行政动因，即“十四五”计划中明确指出，到2025年要实现“每千人拥有的托位数量达到4.5个”这一指标，所以，随着2025年的临近，一些地方政府实现托位指标的任务就会愈发艰巨。一些地方政府人员明白，让当前数量庞大的幼儿园尽快提供托位服务，是达成数据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部分省份采用格子状配置（托位），条件允许就开设，条件不具备也强行推进，只要幼儿园小班未招满，就必须增设托班，另有一些地区为了完成4.5个托位的目标，在缺乏新生儿的老旧社区随意设置，造成整个托育服务行业秩序混乱。这位经验丰富的托育业内人士指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信息表明，2021至2024年间，我国每千名居民拥有的托位数量持续增长，从2.03个逐步增加至4.08个。现在距离“十四五”规划期结束仅剩不到半年的时间，不少接受采访的专家学者表示，根据现有发展态势，4.5个托位的目标应该能够顺利实现。然而，各地方政府也需要认真考虑：在达成这些指标的过程中，究竟付出了哪些代价。
业内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借助行政手段促进普惠性服务发展，幼教领域已遭遇过此类情形。自2017年开始，国家设定了“5080”计划，要求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普及程度达成80%，其中公立幼儿园占比接近五成。“5080”目标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众多民办幼儿园停办，新建的公办幼儿园空置，学前教育资源分配与人口变化情况产生显著不协调。“托幼融合后，相当于把原先的资源分配不当从幼儿园扩展到托育。”一位经验丰富的托育界人士指出。
除了幼托机构一体化之外，另一种迅速扩充普惠性托位的方式是构建大型托育服务枢纽。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1年颁布的《托育服务枢纽建设规范（试行）》，此类枢纽的占地面积应当达到三千平方米以上，并且通常把托位数量控制在一百五十个以内。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九月为止，我国已经设立了超过三百个地级市和人口密集县的托育综合服务站点。
作为区域托育业务的中心机构，托育综合服务机构融合了照看、教学、行业管理等多项职能。不过一位长期关注托育事务的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类机构通常需要很大的场地，投资规模庞大，多设在城市的新开发区域或郊外，对于满足市中心地带的托育需求帮助不大。调查发现，当托位数量突破百个，单位运营的额外开销会急剧上升，导致难以有效保障管理水准。
官方部门需依据人口散落情形与实际需要，妥善安排，为不同家庭类型提供多种托育服务，不可只顾扩张。事实上，多数家长期望获得的是规模不大但品质优良的社区托育设施。该学者指出。
一位来自南方某省的幼教政策研究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确立"十四五"每千名居民托位指标时,有两个方面需要更周全地权衡:一个是人口动态的演变,另一个是在托育服务行业一度火爆的背景下,应当科学评估家长们的托育意愿。我国实际入托比例远未达到十分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入托率大约为百分之三十六。
刘忠义注意到，国内新生代父母对托育的认知程度是从前年逐步增强的。部分准父母在怀孕期间就在线上查询托育场所，目的在于有效协调养育孩子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具备超前观念的家长，通常对托育质量的要求也极为严苛，一旦实地探访后感觉不理想，最终大多不会将孩子送到托育机构去。
他的观点是，政府接下来应当加强针对托育领域工作人员的规范化培养，并且迅速推进公立幼教机构教师队伍的调整。现阶段，政府部门主要借助各地区的托育服务指导站进行相关教育，然而不少权威人士指出，由政府主导的教育活动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之处：首先，教育内容零散，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其次，被聘请的讲师多来自高等院校，侧重理论知识讲解，却忽视了实际操作技能的传授。
柳倩强调，我国普惠托育的推广步伐过于迅速，然而学术界对于0—3岁婴幼儿成长及抚育方式的研究却显力有不逮。0—3岁儿童同3—6岁儿童的根本差异究竟为何？与幼儿园所重视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这五大范畴相比，托育服务又需聚焦哪些要点？必须首先厘清其内在机理，培训工作方能有效实施。她对此观点不厌其烦地重申。
在托育人才培育的起始阶段，现阶段主要由高等职业专科学校承担，二零二一年三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规范（二零二一年版）》中新增了“婴幼儿照护服务与管理”学科，全国大概有六百所学校设置了该学科。早教领域的权威人士表示，相比之下，大学院校主要教授的对象是三到六岁的幼儿教育课程，"只是最近两年，面向零到三岁婴儿的课程比例有所提升"。
她认为，这造成托育领域整体教师素质不够强，和0—3岁儿童对优质人才的要求产生了格局性不匹配。刘忠义表示，国内的托育产业正处在逐步走向完善的演变时期。从长远角度观察，随着幼托服务一体化措施的广泛推行和学前教育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整个照护行业或许会形成两个主要方向：一是高度公益化的基础服务，二是高度市场化的优质服务，那些处于两者之间的机构很可能会逐渐退出市场。
魏时估计，未来3到5年，国内托育行业将经历激烈整合，市场会慢慢稳定下来，公立和私立托育单位会逐渐拉开差距，超过85%的服务会由公立幼儿园承担，因为它们收费低而且服务有保障，私立机构里，主要是一些能自我维持运营、采取多种经营方式的公办民营单位，极少数针对高端客户群的私立豪华机构也能继续存在。
民办单位能否开辟出特色鲜明的路径，关键在于当局的扶持。魏时谈道。托幼领域往后健康成长的根基，在于从价格比拼升级为服务水准的较量。普惠并非等于收费低廉，官方须构建公正合理的行业氛围，让幼儿用脚步表达选择。
“不应该越普惠，家长的选择反而越少。”魏时说。
（薇薇、瑞草、魏时为化名）
发于2025.10.6总第120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求解托育之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