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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基于大众点评来做出消费选择，这一行为已经深植于现代人的潜意识之中。
通过结合视频、图片以及文字的点评，我们能够在心中构建出对商品较为直观的印象。然而，有一种商品却是个例外，那就是香水。
昔日，香水的热销与否，全赖香评是否精彩，文字是否颇具魅力；而今，即便身处短视频盛行之世，香水销售亦需文案与表演出色——而味道，消费者依旧只能凭借猜测来评判。
一些案例表明，销售香水并不总需费尽心思。例如，最具商业眼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本月推出的Victory 47古龙水，已经引起了众多消费者的极大兴趣。
有一说一，在人类的五感中最难以描述的嗅觉，作用总是被忽视。
人们普遍以为嗅觉仅与生活的情趣相关，却鲜少察觉到它在现实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广告词从来不只是推销的技巧，它是一种价值观的宣讲。
特朗普香水的官方网站上，各种香型均着重突出了几个风格关键词：强劲、权威、考究以及成功。他们宣称，这些香型的灵感源自“特朗普总统的历史性成功”，旨在献给那些永不屈服的爱国者，并赋予他们持久的香气。
然而，他的产品在香评网站Fragrantica上收获的评价普遍负面：价格高昂、香气持久度不足、风格偏向女性化、香气显得较为柔弱。
我推测这款香水喷洒后并不显得男性化，反而显得飘渺如烟，仿佛是那些辛勤加班的加油站工作人员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我对它的持久度持怀疑态度，正如那些无法实现的政见承诺一般，让人深感失望。
在点评区，争论不断，赞成的声音认为他的作品是用左派的泪水调配而成；而持反对意见的网民则断言，他所创作的所有香水都弥漫着口臭和腐烂橘子的气息。当香评达到这样的境地，已经不仅仅是审美上的分歧，这实际上反映了嗅觉在感官政治中的关键地位。
鉴于该香水的设计元素与年初引发热议的川普币相仿，且采用了相同的视觉手法，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特朗普香水的策划视作一场宏大敛财活动的组成部分。
然而，特朗普的香水除了用于赚取利润，还深藏着政治动机，其目的是塑造一种支持者的独特香气，以便让右翼人士一闻到这种味道就能迅速找到自己的群体。
小红书上的用户们常常对日本街头的风味充满好奇，而气味，这种能够塑造群体认同感的重要元素，往往能够轻松地激发人们的情感和回忆。
这种特性使得气味成为政治家们的得力助手，然而，特朗普并非首位将香气运用到政治策略中的人。
关于香气与古代政治的关联，我们暂且不深入探讨，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香气在现代政治人物身上的影响。
在特朗普执政之前，普京的拥护者、女性权益倡导者、奥巴马的支持者……几乎涵盖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政治立场的人群，他们纷纷推出了各自的香水系列。
早在2016年，咨询机构TrendHunter便宣称，那些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香氛产品，将成为未来商业领域的重要发展动向。
2008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香水
2016年面世的普京香水，据《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这款充满阳刚气息的香水深受俄罗斯女性的青睐，其上市首日便成功售出100瓶。
2017年推出的女性主义香水
尽管嗅觉难以用言语表达，然而诸多案例显示，通过运用香气策略，竞选成果能够得到显著增强。
《今日财经》韩国媒体披露，2007年9月韩国举行大选之际，李明博的竞选小组悄然启动了一个名为“伟大韩国”的香氛助力活动。
这款香氛采用突出希望、胜利与激情的成分精心调配，其香气犹如薰衣草，内部享有“总统之香”的美誉。据回忆，该产品在当年的竞选现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做法显著提升了选民对该产品的印象，被认为是李明博当年成功当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些报告还指出，不同政治派系的支持者也有自己青睐的味道。
2016年，美国一家受欢迎的个性化香氛电商平台Scentbird，凭借其40万份香水订单数据，结合《纽约时报》所提供的红蓝州选举地图，梳理出了共和党与民主党支持者购买频率最高的前五款香水。
他们观察到，共和党选民倾向于选择那些以广藿香和茉莉花为主要成分的香氛，这类香氛特点是香气浓郁且持久不散，其中YSL的Black Opium便是这类香氛的典型代表。
民主党人士更倾向于选择以黄瓜、铃兰和苹果为原料，香气清新宜人的产品，其中D&G的Dolce系列便是典型的例子。
特朗普这类出身名门的富豪，他们选择了一种粗俗的生活方式——用胶带固定领带，用番茄酱搭配牛排进餐，这样的行为旨在吸引特定的选民群体。同理，在政治领域，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和细节，一旦被政治家们运用，便会对公民对政治的信任度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生物而言，气味与潮流不仅与整体舆论态势紧密相连，而且与日常工作中所展现的权力地位息息相关。
记者奥利维耶·博蒙在其新作《爱丽舍宫的悲剧》中，详细描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如何借助时尚元素来巩固其统治地位。
路易十四曾将香水视为权力的象征，马克龙亦然，他每日必用的Dior Sauuvage香水，其量之大，堪称工业级别。尽管游客们可能会被其浓郁且精致的花香与麝香所吸引，但对于工作人员而言，这股香氛意味着总统的亲近。这无疑是一种领地标记，是他权力游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并非马克龙所采取的唯一手段，书中还提及了其他策略。例如，他会指示助手准备一些外观不佳的墨镜，一旦有人想要与他交谈，他会要求对方佩戴这些墨镜，然后才在花园中进行对话。
他能够挑选他人的外貌，令对方显得可笑，而自己却处之泰然，如此一来，谈话的主导权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故意造成双方不平等的游戏，正是权力的体现。书中的一位部长如此阐述。
气味一旦被政治化，便不再仅仅局限于竞选的场合，它开始深入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进而演变成一种无形的界限，用以区分不同的阶级和种族。
乔治·奥维尔在其作品《通向码头之路》中对气味所蕴含的深层次阶级差异进行了独到且细腻的描绘。
西方社会阶层划分的深层奥秘，简而言之，便是那四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低级者恶臭。”只要不伴有令人作呕的气味，人类的心灵几乎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残暴与虐待。无论是种族间的仇恨、宗教间的敌意，还是教育背景、个性特点、智力水平以及道德观念上的分歧，这些都可能被克服，然而，对于身体上的厌恶，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一个中产阶级的人，若自幼便被告知工人阶级愚昧、懒惰、酗酒、粗俗、不诚实——这些偏见日后或许还有机会得到修正；然而，若他自幼便被植入了“他们很肮脏”的刻板印象，那么这种伤害将永远无法弥补。”
气味与阶级性的关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
在启蒙时代来临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自然中的气味普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在17世纪的法国，对于上流阶层而言，洁白的衬衫代表着尊贵地位，他们洗衣的频率远超洗澡，更不会因他人体味或污渍而加以嘲讽。然而，进入18世纪，情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味成为了新的评判标准。
18世纪，一幅描绘苏格兰爱丁堡的讽刺插画问世，它揭示了当地居民在街头倾倒粪便的恶劣卫生状况。
19世纪的长安街中央甬道，之所以称之为甬道，乃是因为路中央堆积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与排泄物。为了维持街道的清洁，人们采用覆盖泥土的方法进行遮掩，因此路面比周围高出不少。至于街头的气味，不妨自行想象一番。
这种气味的道德属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对清洁观念的转变，他们曾以为，白色亚麻布与空气净化机的滤芯具有相同的吸附能力，能够吸附污垢，而衣物本身便足以实现清洁过程。
然而，步入18世纪末，城市卫生学的进步使得以增进健康为目标的改革深入人心。在街道上的恶臭被清除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个人体味的清洁。随着上流社会开始采纳以沐浴为核心的清洁习惯，体味逐渐成为区分他人的一种标志。由此，富裕人士的体味变得清新，而贫穷者的体味则被认为是污秽和恶臭，这一观念从此逐渐形成。
卫生革命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更新，同样也带来了新的歧视。
起源于阶级生活方式的它，很快便转变成了种族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在19世纪的西方旅人笔记中，我们能够发现大量对各地原住民气味的轻蔑描述，这表明气味已经转变成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并成为了合理化侵略和歧视的理论依据。
在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歧视主要源于一个理论，即他们的先祖曾杀害了耶稣，因此他们的灵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这种对气味的描述是抽象的，它源自于一种气味与灵性相关的理论。
自19世纪起，欧洲人转而试图运用生理学知识来论证犹太人汗腺更为丰富，从而将他们散发的异味归咎于“低等民族”，以此合理化对他们的歧视。这种做法使得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了去人性化的对待——那些生理上未达到人类标准的人，与野兽并无二致。
最善于利用这套气味隐喻来进行歧视的，大概就是希特勒了。
同样利用这套理论对侵略和歧视合理化的，还有二战时期的日本。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大规模引进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及科技，并在众多领域展开了持续的变革，这其中也包括了个人与街巷的除臭措施。
在川端美季所著的《洗澡与爱国》一书中，她指出，洗澡起初是日本明治政府推行现代化举措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精神的核心所在。
自明治时代起，日本便着手构建“神国日本”的民族理念，对于各个民族而言，“洁净”一词始终带有积极的含义。于是，沐浴便成为了教化民众的重要标准，人们被期望成为既健康又爱干净的国民，从而成为真正的优秀日本人。而在最终阶段，这种洁净感还要求体现在精神层面，即愿意为国家或信仰牺牲生命，以体现灵魂的纯洁。
在这个特定情境下，嗅觉被日本人视为文明的界限，同时也成为了歧视的合理依据。在众多二战日本士兵的回忆录中，他们在描述所侵略的土地时，常常提及当地居民的气味。这种基于气味的轻蔑态度，自然而然地演化为对生命的冷漠，进而构成了战争暴行的心理基础。
气味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性最强的感官政治。
在香臭这一问题上，我们常常将其归因于人的本能。然而，科学研究揭示，我们实际上是被教育去排斥某些气味的。
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Body, Psyche, and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gust and Morality》中，作者经过深入探究发现，尽管人类天生对苦涩与酸楚的味道持有本能的抗拒，然而“厌恶”这一情感却是通过后天学习逐渐形成的，一般要到两岁或三岁这个年龄段才会逐渐显现。在此之前，幼儿们往往会对各种物品产生好奇，甚至将模仿的狗粪等异物塞入口中。
今日，气味政治依旧对我们的生活现实产生着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象或许就是网约车司机身上散发出的异味问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揭示了相关从业者的工作状况，指出网约车司机平均每日投入工作11.05小时，而每周平均出车天数达到6.45天。
众多网约车驾驶员是为了谋求生计而涌入城市的，为了降低生活开支，他们通常选择住在城市的郊区。在应对早高峰的订单需求时，他们每周至少有三天需要在凌晨五、六点钟就出门，前往人流量大的区域寻找乘客。这样的工作安排使得他们的工作时间被迫延长，身心疲惫不堪，也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个人卫生，身体上的气味自然也就无法得到妥善处理。
然而，除了我们所考虑的工作时间以及早高峰期的政策影响之外，或许还存在着更为深远的因素。这或许就是“每日沐浴”这一个人卫生观念，它可能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普及的生活方式。它就如同全球范围内的“除臭革命”一样，在更广泛的地区，包括乡镇在内的居民对这一观念的接受度通常要晚于城市居民。
确实，现代生活已经驯服了我们的嗅觉，追求干净与整洁已成为我们的道德准则。然而，对于许多人而言，自然的体味同样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同样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毕竟，没有任何一种观念能够立刻实现。
还有被一再叙述的老人臭。
老人特有的气味主要源自皮肤代谢过程中产生的2-壬烯醛，这一现象与随着年龄增长而引发的代谢速度减慢以及皮肤抗氧化能力的降低密切相关。然而，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清洁手段来减轻的。
将衰老与恶臭相提并论的观点，实则源于对衰老的恐惧，并带有贬义色彩。
究其根本，气味所引发的争议实则与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人们对弱势群体所散发的气味感到不适，实则源于内心深处对衰老与失控的恐惧。然而，那些遭受气味指责的人，从某种角度看，他们是被边缘化的个体，过分放大他人的不堪，只会加剧群体间的矛盾与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