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学问】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新探
——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出版的意义
葛剑雄，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同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
【开栏的话】
传播“学术领域的中国形象”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亦是我们的持续追求。借助书籍这一媒介，揭示学术中国的风貌与结构、成果与进步，“书中问学”专栏现已开启征程。
我们将分阶段邀请众多知名学者以及成就显著的年轻学者，对学术出版领域的最新成果进行深入剖析，并与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群体共同聚焦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倾听学界对于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及人文科学领域创新发展的思考与讨论。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这部著作，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安介生教授经过三十余年的深入研究而编纂的巅峰之作，并于2024年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以历史政区地理为研究起点，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民族分布及迁徙的规律性，打破了传统的学术框架。它将民族的空间分布、迁徙路径与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的设置相融合，通过对汉代“道”、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时期的土司等边疆行政区划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重新构建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空间结构。书中阐述了“地域归类法”，选取特定地域的多民族互动作为研究核心，借助《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政区划分和户籍资料，成功解决了部族归属、迁徙轨迹、分布区域等三大研究难题。该成果实现了从民族分布的考证到空间规律的提炼的学术飞跃，创立了“民族政区地理”这一新的研究模式，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历史学基础。
难题
民族分布图编绘历程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聚焦于历史时期在我国境内出现的民族及其相关因素，其核心内容涵盖这些民族及其相关因素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其变迁规律。在近代之前，这些与民族相关的要素的情况大多难以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来获取，我们只能依赖于直接或间接的文献资料来了解。中国境内的大多数古老民族未曾拥有自己的文字，或者即便有有限的文字记录，也缺乏可靠的史料。尽管汉文史料数量众多，但它们主要涉及那些曾统治中原或建立过政权的民族。保存下来的资料大多聚焦于特定人物和重大事件，而其他类型的遗存则往往只有零星的记载；有的资料源自传闻和推测；有的则相互矛盾，甚至完全缺失。这些客观因素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与挑战。
朔漠图 选自《中国历史民族地理》
1955年，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接受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任务。但不久之后，他意识到这种做法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历代舆地图》所描绘的范围仅限于历代中原王朝或正史记载的疆域，未能全面展现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全貌，无法真实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全过程。自范文澜、吴晗两位先生领衔，“重编改绘《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经过深入研究，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进行重编改绘，而是决定着手新编一部全新的地图集。这部地图集将涵盖从原始社会到清朝时期的历史，并全面展示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疆域。
此后，经过内部出版及全面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分1至8册）在1988年得以全部出版。该地图集涵盖了历史上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以及边疆地区的政权。对于那些未曾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在地图上仅以名称标示其大致的方位或范围。由于史料的不充分，部分区域在地图上甚至呈现为完全空白。即便某些政权被收录其中，其疆域的“四至”也往往难以精确详细地描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自1983年着手绘制起，编委会便决定成立“民族图组”。在编委翁独健先生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负责了这一任务。他们最终完成了26幅描绘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分布与迁徙的地图，这些地图被收录在图集的第一册中，并于2012年正式面世。在地图印刷前，编委会规定每幅图的作者署名人数不宜超过三人。然而，“民族图组”却是个特例，其地图上的作者署名多达8至9位。身为编辑室主任，我亲自与作者进行了沟通，了解到每位作者的研究领域都聚焦于一个或数个民族。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示各少数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情况，只能采取集体协作的方式。鉴于当时尚无一部涵盖全面的历史民族地理专著可供参考，为确保地图的高质量，别无选择，唯有采取此法。安介生当时还是我的研究生，他参与了《元代人口分布图》这一图集的绘制工作。
直至20世纪尾声，尽管我国在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以及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已有众多权威著作问世，其中亦包含了一些关于历史民族地理的论述，然而，却始终未曾有一部著作能够全面且系统地阐述历史民族地理。
《历史民族地理》
突破
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路径
安介于1991年踏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开始了研究生生涯。学成之后，他在1996年完成了学业，并选择留在研究所工作。他的硕士论文聚焦于北魏时期的人口迁移现象。经过修订，他的博士论文以《山西移民史》为名，于1999年正式出版。他对边疆民族的历史与地理领域充满浓厚兴趣，得益于所内多位前辈的鼎力相助，他成功开设了《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等研究生课程，并在该研究领域持续深入研究。正因为此，研究所决定委派他承担《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的撰写重任。
该专著作为我国首部系统探讨历史民族地理的学术著作，一经问世，便在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相关学术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尽管如此，它在获得普遍赞誉的同时，亦遭遇了若干建设性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面对这些反馈，安介生教授坚持不懈地深入研究，并努力对这些意见进行吸纳和改进。经过十数个春秋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完成了这部超过百万字的新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之所以成功应对这一繁重的挑战，关键在于他最终探寻出了克服重重障碍的方法，从而使得历史、民族和地理研究中的最大难题得以顺利解决。
学术界普遍认同，历史民族地理领域的研究与现当代民族地理研究相比，存在三个核心挑战：首先，难以确定部族的归属；其次，对迁徙的具体过程缺乏清晰了解；再者，分布的具体区域尚不明确。在这三个难题中，第三个问题尤为关键，一旦分布范围的问题得以解决，前两个问题或许可以暂时放下，或者留待未来进一步探讨。
在以往的历史资料中，部族的名称常常难以与现今的民族分类相吻合。部族从古至今转变为现代民族的过程极为繁复，它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分裂与合并。若仅凭现代的民族名称来对应古代部族，不仅准确性不足，而且缺乏科学依据。鉴于此，在进行研究时，我们应当直接使用史料中记载的部族原始名称，只有在有充分证据或把握的情况下，才可适当地注明其可能对应于现代的某个民族。
历史文献对民族迁徙的描述虽多，却多与朝代更替、重大灾害等政治社会变革紧密相连。这导致精确评估迁徙的规模、路径和分布情况变得异常艰难。然而，尽管迁徙过程本身具有重大意义，但每一次迁徙的最终影响都会在民族分布的格局中显现出来。若能明确某族群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分布区域及其确切位置，即便对其迁移轨迹没有直接的文献记录，依然可以依托当时的历史地理状况以及时代背景，进行合理解释和推测。
安介生提出，将不同民族按照地域划分进行研究，是科学且合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类的依据，在于对历史疆域变化及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梳理与深入分析，从而全面揭示中国古代民族发展的空间特征。在尚未实现全国真正统一的邦国时代，亦或是在分封制的阶段，一旦某个农耕部族或半农半牧的部族，其人口与实力增长至某一临界点，便会建立起一个“国”或被其他政权封为“国”。同样，若牧业部族的人数与活动区域扩展至相当规模，它们也会被邻近的政权或部族所记载或记录。
秦朝统一之后，一旦某个地区正式划设行政区域并且能够维持稳定，这便表明尽管诸夏（华夏、汉族）在人口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却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该区域内的其他部族则被视为“少数”或“边远”，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或将迁出，或将被融合，最终逐渐消失。至于那些以非诸夏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地域，要么不会设立正式的行政区域，要么即便设立，也只会是特殊或临时的行政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展望
学术体系的构建与未来
构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至关重要，同时，这也符合学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学科分支——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同样必不可少。1999年12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首批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正式成立。成立后，该中心确立了撰写《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系统性著作的目标，并成功将其申报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除了安介生负责的《历史民族地理》之外，还有李孝聪的《历史城市地理》、满志敏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等著作。
历经众多学者不懈努力，我国在历史政区地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八卷巨著的问世，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极具权威性和全面性的政区资料和参考依据。安介生深入吸收了前辈学者在历史政区地理以及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丰富成果，对民族地区政区设置的特点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并追踪其演变轨迹。同时，他借助相关的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较为详尽地描绘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分布情况。
在此次修订版中，安介生新增了“台岛历史民族地理”这一章节，从而使得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理解更为全面。此外，他在各章节前加入了“绪论”，全面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变迁以及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对该时期的民族发展及分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修订不仅增强了《导论》中历史民族地理理论的实证支撑，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整部著作的学术品质。
该书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贡献以及它在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中的创新成果，已广为人知。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这一课题宏大且繁复，我们仍需不断深入探讨其完整性、系统性与理论层面的完善。我坚信安介生不会满足于此，并且我期待与志趣相投的学者们以及他培养的年轻学者们携手，共同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31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