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关于7月5日日本将遭遇一场严重地震的传闻广泛传播，此时，《大灾害时代：日本三大地震启示录》或许能为大众提供更深入的认识，关于日本所经历的地震灾害。
五百旗头真，本书的作者，曾担任过日本多届内阁的首席智囊与政策顾问。他亲身见证了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及2016年熊本地震的惨烈场景。在东日本大地震复兴构想会议上，他担任了议长一职，并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书中，作者对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及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进行了梳理，并对比研究了这三次地震的实际受灾情况、国家与社会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及当时的政治决策，其研究内容细致入微。他不仅结合了自己在地震中遭受的损失以及参与编制复兴规划的经历，对日本地震灾害的治理进行了相对公正的评价，而且还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提出了预防与减轻灾害的建议。
《大灾害时代：日本三大地震启示录》一书，由五百旗头真撰写，翻译工作由秋原雅人、杨晶、王怡玲共同完成，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内文选读：
为何要居住在这般危险之地？
日本列岛的自然风光美丽多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与此同时，该地区也因自然灾害频发而闻名于世。这两个特点，实则源于同一历史背景。大约2300万年前，亚洲大陆东部边缘发生断裂，并开始向周边海域漂移。这一过程，正是日本列岛形成的起点。然而，这种向邻近海域的漂移过程受到了向西和向北移动的板块运动的阻挡，大约在1500万年前，日本群岛在其现居位置发生了弯曲并停止了漂移。以每年8至10厘米的速度快速移动的太平洋板块以及每年3至5厘米的速度自南向北推进的菲律宾海板块，不仅遏制了日本群岛向南移动，还向其下方俯冲，将群岛抬升，使其形成了山脉群岛。在两个板块不断下沉并相互挤压、逆冲的作用下，日本列岛内部形成了活跃断层的栖息地。此外，像南阿尔卑斯山的赤石岳这样的地区，至今每年仍在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数毫米，呈现出明显的造山活动。
海洋板块的沉潜周期性引发东日本大地震型地震海啸，同时导致日本列岛上的活跃断层频繁运动，连续发生垂直下陷的断层地震。此外，海洋板块下沉时携带大量海水，深入地下与高温地热混合形成岩浆，沿着日本的主要山脉形成火山带，火山活动持续不断。
菲律宾海板块的西南端深入日本地底，此处便是相模海沟。该海沟正不断向关东平原俯冲，正是这一运动导致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这一点在本书第一章已有详细阐述。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何选择在这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定居？然而，灾害往往在不被留意时突然降临，成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日本列岛不仅风光旖旎，更拥有丰富的渔场资源，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宝地。历经2000多年，岛上的居民们已掌握了与自然和谐共处、抵御灾害的宝贵经验。世界银行在其关于东日本大地震的报告中提到，在地震发生之后、海啸到来之前的30至40分钟内，釜石市的中小学生成功全部撤离至高地进行逃生。该机构强调，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东日本大地震的伤亡情况将会更加严重！
明治时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技术的提升，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本书的研究对象聚焦于近现代时期，尤其是1995年（平成七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日本列岛步入地震频繁的活跃期。在这场灾难中，日本社会前所未有地加强了防灾和减灾的工作力度。本书正是对这一发展进程的实时记录。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探讨近代日本遭遇的三大地震灾难。首先，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对日本的政治中心——首都圈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导致105385人不幸丧生，这一数字成为日本历史上遇难人数的最高记录。其次，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袭击了日本第二大都市圈——京阪神地区，造成了6434人（含灾害相关死亡）的悲剧。第三，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这是日本历史上记录到的震级最高的9.0级地震，导致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地区遭受了巨大的海啸，造成了超过2.2万人不幸遇难。而且，这场地震还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严重事故，使得周边居民流离失所，也给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深重的忧虑。
本书致力于对三大地震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对其各自进行详尽的解读。这些灾害事件各具特色，且呈现多维度特征，我计划关注其多样性的不同方面，并全面展现其整体面貌。
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灾害的内在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地壳运动机理在动摇着大地，搅动着海洋？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灾害？是单一的灾害，还是由多种灾害叠加而成的复合型灾害？
我并非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而是一位关注人文及社会历史的研究者。因此，我的研究重点将放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上，而非灾害本身的本质。灾害并非单方面由大自然强加给人类社会，而是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基于这一视角，研究社会如何进行防灾减灾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选择何种防范机制，其作用范围广泛，涵盖了从危机管理中应对灾害突发时的紧急措施，到后续的恢复与重建整个流程。
灾害各具特色，本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通过观察近代日本在灾害之后的恢复与重建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共通的模式。
以阪神淡路大地震这类城市直下型内陆地震为案例。该事件的第一阶段是围绕黄金72小时搜救行动的紧急救援阶段。在灾害面前求得生存，首要原则是自助，即自救。一旦个人失去自救能力，比如被埋于倒塌的房屋之下，便需依赖家人和社区的帮助，即互助。在阪神淡路大地震中，约七八成的幸存者正是得益于这种互助精神。当这些措施仍不足以应对时，我们便需等待警察、消防以及自卫队等一线部队的公共援助。地震引发的火灾应对，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其重要性不逊于人命救护。在灾害突发后的紧急救援行动中，每一刻都关乎生死存亡，它直接决定了遇难者的数量。
海啸灾害的应对，非得依靠个人自救不可，逃离海啸的努力更显其重要性。亲友间的相互援助在救援中几乎无望。海啸甚至能够无情地将怀抱中的婴儿夺走。那些凭借个人力量爬上树梢或屋顶的人，只能等待公共机构的直升机进行救援。这正是海啸灾害中“救生”行动的真正含义。震灾救援中，通过公共援助或相互协助进行搜救的受困者与通过个人努力在海啸中逃生的人存在区别，其核心在于将那些依靠自身力量逃离海啸威胁的人，进一步引导至安全区域，这可视为一种“自我救助与公共援助”的结合。
偶然间，命运之轮便决定了生死存亡。这在大灾难面前成为残酷的现实。即便是在极端困境中侥幸存活的人们，心中也充满了无尽的哀伤。佛教天台宗所倡导的“一念三千”教义，意指在一瞬间的心灵波动中，便包含了从神圣至邪恶、善恶难辨的广阔世界。在这种失去秩序的极端状况中，这一哲理往往变为现实。关东大地震的灾祸中，难民们遭受了火灾的肆虐，其中甚至出现了对外来朝鲜人等群体的集体疯狂行凶事件。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中，不畏强暴、勇敢行善、令人感动的例子比比皆是。灾区既是丑恶与光辉并存之地。本书将聚焦那些即便身处深渊，仍能展现出光辉人格的个体案例。
在第二阶段，针对无家可归的受灾民众，各级政府（在日本，这一任务主要由基层政府承担）积极提供避难所，并运送水和粮食等物资，以确保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在地震导致水电煤气等关键基础设施中断的特殊时期，受灾民众不得不依赖未受影响的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援助物资。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通信、交通、铁路、教育设施以及电力、燃气、供水等社会基础建设得到了紧急修复，一栋栋临时板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起来。大约三个月后，受灾幸存者们从那些毫无隐私的避难所中搬出，住进了虽简陋却属于自己的临时住所，重新找回了家的感觉——如果他们有幸还留有家人在世的话。
第三阶段，期盼着永久性住宅和街道的重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一边维持基本生活，一边热切期待着私人住宅的重建或是灾害后公共住宅的建设。在灾区或他处自行重建私人住宅，大约需要1至3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成效，但若街区本身需要重新规划土地或搬迁至高地重建，那么所需时间则可能长达5至10年。
这三大地震灾害均显现出围绕复兴理念的分歧，一方面是“复旧”的呼声，即简单恢复到灾前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创造性复兴”的倡导，主张以灾害为契机，重新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居住环境。
关于关东大地震，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提出了一个颇具创意的复兴方案——意图将东京重塑为可与巴黎、柏林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此方案被戏称为“狮子大开口”），然而，这一宏伟蓝图遭到了地主阶层和财政稳健派的坚决抵制。尽管复兴预算遭到大幅削减，但东京最终还是实现了旧貌换新颜，转型成为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面对阪神淡路大地震，灾区所在的兵库县知事贝原俊民提出了创新性的复兴策略，然而中央政府却明确表示，政府资金的使用范围仅限于灾后重建，至于个人住宅等私有财产的重建，则基于个人责任原则，国家财政将不予资助。尽管如此，兵库县并未因此气馁，在贝原知事的领导下，该县积极推进了多个由县基金（包括借款）支持的创造性复兴项目。在经历这一对立后，菅直人内阁在东日本大地震的背景下，通过内阁决议确立了创新性复兴的战略。随后，他们通过征收新的复兴税确保了资金来源，对常受海啸侵袭的三陆海岸进行了提升改造，并促进了旨在应对海啸的安全社区项目的建设。
本书将深入探讨上述复兴思想的发展变迁，同时关注其对社会意识转变的影响，并对三大地震灾害中的应对措施与复兴过程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
2016年4月，随着本书日文版原著即将完成，熊本地震突然降临。回忆起1995年，我在担任神户大学教授期间，亲身经历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我家位于西宫市，遭受了7级强震的剧烈震动。在担任防卫大学校长期间，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再次降临，我参与了地震后的复兴工作。然而，当我刚刚到熊本县立大学就任，2016年的熊本地震又接踵而至。所以我被人戏称为“地震男”。
在68岁那年，我从防卫大学的校长职位上退下来，转而担任了熊本县立大学的理事长。这一职务的获得，是熊本县知事蒲岛郁夫的邀请所致。自1977年我们在哈佛大学相遇以来，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超过40年的深厚友谊。在熊本地震的主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提出一个重建计划。为此，我们组建了专门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我们提交了报告书并提出了以下回复意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恢复到地震前的原状，而是需要创新性地复兴，共同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完美的熊本。
与阪神淡路大地震相比，东日本大地震的遇难者数量更为庞大，受灾范围也更加广泛，同时，日本的经济状况也在持续恶化。即便如此，民众对灾区的同情心更为强烈，他们支持创造性复兴的理念，于是，国民同意了征收额外的复兴税。历经多变的自然灾害，日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应对策略，这些宝贵的知识在遭遇新的灾害时再次发挥了作用，进而形成了一种传承机制。例如，阪神淡路大地震和2004年侵袭新潟县的中越地震的幸存者纷纷前往援助东日本大地震，而以松岛市为先锋的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支持熊本地震的救援工作。
我亲身经历了近年来的地震，这或许对本书的整体氛围有所影响。对于关东大地震的描述，完全是建立在历史性研究的基础之上。鉴于我自身是阪神淡路大地震的受害者，本书的叙述中融入了我的个人感受。此外，在地震后的重建工作中，我担任了震灾口述历史项目的负责人，因此书中引用了众多灾区及国家相关部门的第一手资料。关于日本东部的大地震，由于我担任了复兴构想会议的主席，我对复兴计划的制定过程有了深入了解，这一经历在本书中得到了详细呈现。
